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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年历史5篇
【篇1】回首百年历史
中国百年历史感想
悠悠历史,已被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的篇章,回首顾望,有让我们敬畏的人物,有让我们愤怒屈辱的事件,更有让我们永远深埋在心中的记忆。愤怒,那些侵占我们领土残害我们同胞的侵略者;敬畏那些为了名族利益而不断战斗,无谓牺牲的战士们。沧桑年华,在一次次的革命战斗中,逝去的鲜活生命将成为人们永久的歌颂者。
在中国,辛亥革命成为了一次重要的转折点, 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这个在后来人们眼中既算成功又是失败的革命, 推翻了满清，成就了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从此中国进入了长期混乱的局面,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不可否认,辛亥革命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
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无产阶级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就近代而言,对中国造成极大混乱的就是“文革十年”,那个让众多知识渊博的学者从此再无宁日,让众多人民饱受摧残的革命,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正在这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革命都有有利有弊的一面, ‘文化大革命’ 它提供了反面教训, 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正确的革命带给人们的是希望,是好的影响,而错误的决定将会对社会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余地。现在的中国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应有良好的策略促使它更好的前进,每做一个决定都应是深思熟虑的,以免曾今的错误重蹈覆辙。
【篇2】回首百年历史
1899年霍希公司在科隆成立
1899年11月14日，奥古斯特·霍希（1868-1951）在科隆Ehrenfeld区创立了A. Horch & Cie.公司。1901年初，公司研制的第一辆汽车面世。1902年3月，公司迁至萨克森地区的莱欣巴赫。两年后，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并再次进行了搬迁。1904年5月10日，A. Horch & Cie.汽车制造公司在茨维考成立。
1901年第一辆霍希
1901年，第一辆霍希汽车面世：采用卧式发动机，功率为4-5马力。发动机设计了附加的小活塞，以吸收曲轴的振动。奥古斯特·霍希称之为“无冲击”发动机。另一个新特性是合金曲轴箱，这是汽车制造业中的创新成果。
1904年霍希在萨克森
继1899年公司在科隆成立以及1902年迁至萨克森地区莱欣巴赫以来，霍希汽车的成功将公司扩展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商业伙伴的建议下，奥古斯特·霍希决定成立股份公司。新公司在茨维考成立，并于1904年开始投产，标志着在茨维考制造汽车的悠久历史由此开始。
1906年第一辆NSU汽车
1906年，三轮汽车Sulmobil面世，该车采用3.5马力摩托车发动机。然而，Sulmobil并没有取得成功。因此，“第一辆内卡苏尔姆汽车”同年开始投产，其1308毫升四缸发动机，功率为10马力。
1907年J S Rasmussen
1904年，J·rgen Skafte Rasmussen创办了锅炉配件制造厂，1906年，他购买了位于萨克森 Zschopau的纺织厂，于1907年开始生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Rasmussen研制蒸汽动力汽车(Dampfkraftwagen)，这也是三个字母DKW的来源。
1909年 霍希=奥迪
1909年，由于和A. Horch & Cie.汽车制造股份公司管理层意见相左，奥古斯特·霍希离开了亲手创办的公司。不久之后，1909年7月16日，奥古斯特·霍希在同一座城市创办了第二家公司：霍希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奥古斯特·霍希在公司名称的法律诉讼中败诉。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是以奥古斯特·霍希名字的拉丁译文（德文为hark）来命名公司。新公司名为奥迪股份有限公司，于1910年4月25日成立。
1921年左舵驾驶
右方驾驶源于马车时代，那时马车夫就坐在马车右侧。1921年，奥迪在德国率先推出了左舵驾驶的量产汽车奥迪K型。左舵驾驶使得驾驶员的视野更加开阔，从而使超车操作更加安全。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左舵驾驶已经逐渐成为主流。
1922年DKW摩托车
1922年，Zschopauer Motorenwerke开始制造摩托车。采用2.25马力二冲程发动机的轻型摩托车在赛场上取得了出色的战绩。1922年DKW车队在柏林Avus比赛的胜利，同年又在ADAC Reichsfahrt比赛中囊括前三名，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因此第一辆DKW摩托车被称为“Reichsfahrt”。在随后六年中，Zschopauer Motorenwerke/DKW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
1926年霍希8缸
1926年，位于茨维考的霍希公司推出新车霍希303柏林。这是德国第一款批量生产的八缸汽车，其发动机由保罗·戴姆勒设计，采用了垂直轴驱动的双顶置双凸轮轴，排量为3032毫升，输出功率为60马力。
1928年第一辆DKW汽车
1927年，Rasmussen为DKW汽车研制成了两缸摩托车式发动机（600毫升，15马力）。该车采用覆盖人造革的承载式车1931年 首次批量生产前轮驱动轿车
1928年8月，J. S. Rasmussen获得了奥迪公司的大部分股权。从1931年开始，他在茨维考的奥迪公司开始大批量生产前轮驱动的小型DKW轿车。这款轿车也采用覆盖人造革的木制车身和DKW二冲程发动机。这种设计成为DKW小型轿车成为20世纪30年代最成功的德国小型轿车之一奠定了基础。到1942年为止，这款小型轿车在茨维考共生产了250000多辆。
1932年 汽车联盟公司成立
1932年6月29日，萨克森地区的四大汽车品牌（奥迪、DKW、霍希和漫游者）联合成立了汽车联盟公司，总公司设在克姆尼茨。新建公司因此能够提供各种类型的汽车：从轻型摩托车到豪华轿车。
1933年 第一款奥迪前轮驱动
在1933年柏林车展上，汽车联盟公司推出了新款奥迪汽车，即第一款前轮驱动的标准型轿车。公司首次采用了一种模块化设计理念和漫游者六缸发动机。
1934年 汽车联盟公司的赛车
汽车联盟公司基于菲迪南德·保时捷设计图的赛车设计，受到了极大的市场欢迎。16缸发动机安装于驾驶员之后，这非常有利于提高汽车的空气动力学特性。
1936年 克姆尼茨的新办公楼
1936年，汽车联盟公司管理机构从Zschopau迁至克姆尼茨的新办公大楼。同年，汽车联盟公司在克姆尼茨成立了公司设计、开发和测试中心。
1937年 汽车联盟公司的流线型赛车打破速度纪录
汽车联盟公司的赛车是当时的高科技产品，代表着汽车制造业的最高成就，特别是高性能发动机，空气动力学设计，以及轻量化结构的系统化运用。汽车联盟轿车采用流线型导流罩，功率为545马力，在标准公路上的速度率先超过了400公里/小时。
1938年 第一次翻滚和碰撞实验
从1938年起，汽车联盟公司进行了系列化翻滚和碰撞试验，成了在汽车制造商中的先行者之一。采用钢板、木制和塑料车身的各种DKW车型都进行了试验，从而通过各种方法来检验汽车翻滚中的车身性能。
1941年 生产军用车
随着军用车的开发和生产，汽车联盟公司成了20世纪30年代军用车的重要供应商。随着战争的爆发，民用产品的生产于1940年5月中断，公司随后专门生产军用车。
1948年 拆除并被没收
1945年，在进驻德国的苏联军方的命令下，汽车联盟公司的萨克森工厂作为战争赔款而遭到拆除。随后，公司的所有资产被无条件没收。
1948 年 8 月 17 日，位于克姆尼茨的汽车联盟公司被注销。
1949年 在英格尔施塔特重建-新汽车联盟公司
在巴伐利亚州政府贷款和“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一座汽车制造新工厂在英格尔施塔特成立了。1949年9月3日，汽车联盟公司在英格尔施塔特成立。同年，基于DKW前轮驱动和二冲程发动机的既定原理，公司开始生产强劲的125毫升小型摩托车，以及DKW厢式送货车。
1950年 战后第一款小奇迹轿车
1950年8月，汽车联盟公司推出其战后第一款轿车，即DKW Meisterklasse F 89 P，包括豪华轿车和四座卡尔曼活顶轿车。由于英格尔施塔特的工厂不适合生产这款车型，汽车联盟公司利用杜塞尔多夫Rhein-metall-Borsig公司的工厂生产DKW汽车，这一直持续到1961年末。
1951年 摩托车创造了世界新纪录
早在1945年，内卡苏尔姆的NSU公司又开始制造一些摩托车。几年后，工厂逐渐发展成为最重要的摩托车制造商之一。NSU代表着当时最新技术发展水平。1951年4月12日，在慕尼黑-英格尔施塔特高速公路上，摩托车手Wilhelm Herz驾驶500毫升增压竞赛用摩托车创造了世界新记录：速度达到了290公里/小时。
1953年 小奇迹“Sonderklasse”三缸发动机
在1953年的德国车展上，汽车联盟公司推出了新款三缸车型“3=6 Sonderklasse”。这款车型于二战之前在克姆尼茨开发，并原计划于1940年开始批量生产。名称“3＝6”是指三缸二冲程发动机具有双倍的燃烧周期，从而达到了六缸四冲程发动机的功率特性。
1955年 NSU 是世界最大的双轮车辆制造商
1955年，内卡苏尔姆的NSU公司宣布其双轮车辆的总产量达到了342583 辆（包括45747辆自行车）。NSU公司由此成了世界领先的双轮车辆制造商。与此同时，摩托车热也达到巅峰。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人们对个人交通工具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在经济奇迹的时代，轿车成了人们新的梦想。
1957年 NSU 公司重新开始制造汽车
在汽车停产将近30年之后，NSU公司于1957年重新开始制造汽车。NSU公司精心选择了为中等收入人士及摩托车主设计的小型轿车。NSU Prinz在1957年德国车展上亮相之后，立刻为几乎崩溃的摩托车市场注入了活力。
1958年 戴姆勒-奔驰公司并购了汽车联盟公司
在著名企业家Friedrich Karl Flick的鼓动下，戴姆勒-奔驰公司获得了汽车联盟的大部分股权，并于1958年4月24日获得其全部股权。直到1965年末，汽车联盟公司一直是斯图加特戴姆勒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1959年 英格尔施塔特的新汽车工厂
1958年秋天，汽车联盟公司的摩托车彻底停产。1959年秋天，位于英格尔施塔特的汽车新工厂开始投产，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汽车制造工厂之一。1962年，汽车联盟公司的杜塞尔多夫工厂售给了戴姆勒集-奔驰公司。1963年 汪克尔Spider在法兰克福车展上引起轰动
在 1963 年法兰克福车展上， NSU 展台的活顶双座车引起了轰动：采用后置式单缸转子发动机的汪克尔 Spider 。
NSU 与菲利克斯·汪克尔共同研究新发动机概念，通过转子压缩燃油 / 空气混合气（转子发动机），从而取代往复运动的活塞。
1964年 汽车联盟公司被大众公司并购
1964年12月，又是在著名企业家Friedrich Karl Flick的鼓动下，大众汽车公司获得了汽车联盟公司的大部分股权。1966年末，位于英格尔施塔特的汽车联盟公司成了大众汽车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965年 产品名称“奥迪”诞生
在汽车联盟公司成为大众集团的子公司之后，二冲程发动机方面的工作就彻底结束了。最后一款DKW车型F102装配了戴姆勒-奔驰研制的四缸四冲程发动机，即“中压发动机”，并于1965年夏天作为奥迪轿车推出。
1967年NSU推出 Ro 80
1967年9月，NSU推出全新的中高档车型NSU Ro 80。NSU Ro 80的卓越特性是115制动马力的双缸转子发动机。新式车身领先于时代，并且成了随后数年中的车身设计标准。NSU虽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但未能让汪克儿概念达到预期的突破性进展。
1968年 推出奥迪100
1968年11月26日，在英格尔施塔特城市剧院，汽车联盟公司邀请经销商和媒体参加新款奥迪100的发布会。首席工程师Ludwig Kraus博士设计的新款奥迪使得奥迪首次进入了中高档轿车竞争性市场。奥迪100很快成为销量最高的车型，并为新奥迪系列创立独立品牌奠定了基础。
1969年 奥迪NSU汽车联盟公司
1969年3月，刚刚收归大众集团旗下的NSU汽车公司与英格尔施塔特的汽车联盟公司联合组成奥迪NSU汽车联盟公司，总部设在内卡苏尔姆。
1972年 推出奥迪80
1972年夏天，奥迪首席设计师Ludwig Kraus推出秉承奥迪100设计理念的奥迪80。奥迪80采用四缸顶置凸轮轴发动机，后来四缸顶置凸轮轴发动机也被大众汽车集团所采用，最终成了大众公司产量最高的发动机。奥迪80当时非常流行，六年中的销量超过了100万辆。
1974年 奥迪50-能源危机的解答
1974年9月，奥迪50面世，这是奥迪车型系列中最小的车型，也是奥迪为适应20世纪70年代初期能源危机而设计的车型。由于奥迪50开始定位于大批量生产的车型，因此奥迪50也同时在沃尔夫斯堡德的大众公司生产。奥迪50推出后六个月，大众的同款车型Polo也开始投放市场。
1980年 奥迪quattro-革命性的驾驶理念
1980年3月，在日内瓦车展的奥迪展台上，四轮驱动运动型双门轿车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奥迪quattro是第一款四轮驱动的高性能车。这种驾驶理念以前仅应用于卡车及越野车。奥迪quattro的四轮永久驱动系统在汽车运动领域获得了全球性的成功，并且逐渐应用于所有的奥迪车型系列。
1982年 奥迪100空气动力学世界领先
1982年秋天，奥迪NSU汽车联盟公司推出第三代奥迪100（内部称为C3）。车身结构全部是轻量化材料制成，更为重要的一点风阻系数仅为0.30，新款奥迪100成了先进设计的同义词。德国出版物Auto-Zeitung声称，“从空气动力学特性上来看，新款奥迪100是汽车行业绝对无与伦比。”
1985年 NSU汽车联盟公司更名为奥迪公司
1977年，Ro 80的停产标志着NSU作为产品名称的结束。从1985年1月1日起，奥迪NSU汽车联盟公司更名为奥迪公司。同时，公司总部从内卡苏尔姆迁至英格尔施塔特。从那时起，产品与公司开始同名。
1986年 电镀车身：第三代奥迪80
1986年秋，奥迪公司推出了第三代奥迪80（内部称为B3）。与一年前的奥迪100/200相同，奥迪80也采用电镀车身，并且有十年锈蚀穿透保证期。奥迪80的风阻系数为0.29，展现了卓越的空气动力学特性。
1988年 奥迪V8：步入豪华轿车领域
1988年，奥迪公司首次涉足豪华轿车领域，推出奥迪V8。奥迪V8采用184千瓦（250马力）3.6升八缸合金发动机，其技术特性包括四轮永久驱动、每缸四气门和四速电控变速器。
1989年 涡轮增压与直喷技术
经过13年的开发，奥迪工程师成功地将以前仅用于卡车的柴油直喷技术应用于轿车柴油发动机。柴油直喷技术与涡轮增压器使得燃烧过程的损耗极低，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燃油经济性。1989年秋天，奥迪在法兰克福车展上推出了采用2.5升5缸TDI发动机的奥迪100。
1991年 奥迪quattro Spyder和奥迪Avus Quattro
1991年，奥迪推出两款举世瞩目的跑车概念车：法兰克福车展上的奥迪quattro Spyder和东京车展上的奥迪Avus quattro。这两款概念车的车身一致使用铝质车身预示着奥迪未来批量生产轻量化结构的趋势。
1993年 车身重量：奥迪全铝车身框架结构
数年来，奥迪公司一直与美国铝业公司共同开发轻量化铝质的量产轿车。1993年，奥迪在法兰克福车展上推出了开发成果：奥迪全铝车身框架结构。这种车身应用了新的设计理念：通过压铸节点连接的冲压铝件构成框架结构，其中具有承载功能的铝质面板为整体式。
1994年 新名字，新材料：奥迪A8
1994年3月，奥迪公司在日内瓦车展上推出新款豪华轿车奥迪A8。新款奥迪A8是率先采用全铝车身的量产车型。同时，奥迪车型也引用了新的命名方式：奥迪80即为A4，奥迪100即A6；
随后是1996年的第一款紧凑级奥迪A3。2000年6月，第一款批量生产的全铝轿车奥迪A2开始投产。
【篇3】回首百年历史
IBM百年华诞：回首辉煌历史
2011年06月17日
【搜狐IT消息】6月16日消息，蓝色巨人IBM今天迎来了百年华诞，国外科技媒体采访了IBM创新副总裁伯尼·迈尔森，并回顾了IBM百年辉煌历史中的伟大时刻。
以下为文章摘要：
苹果和微软已有超过30年历史了，谷歌已过了12岁生日，Twitter刚刚诞生5年。要想像蓝色巨人IBM一样庆祝百岁生日，这些科技巨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IBM成立于1911年的今天，当时名为计算-制表-计时公司，后于1924年改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对有些人来说，最近关于IBM的最大新闻是其Watson电脑在Jeopardy智力竞赛中获胜，不过IBM的创新史源远流长，从奶酪切片机到社会保障体系背后的科技，从UPC条形码到软盘，其发明不可胜数。
创新与多元化
百岁企业非常罕见，在科技行业尤为难能可贵。IBM创新副总裁伯尼·迈尔森（Bernie Meyerson）认为，IBM的长寿部分归功于不断开发对社会作出贡献的科技，以及对多元化、风险较大的项目持开放态度。
2008年，IBM推出了智慧地球倡议，目标是改善世界的运行方式。这包括运用数据改善交通状况、部署污染监测技术以及预测降雨量和增加某地区的淡水供应。
“我们度过了无与伦比的百年，这是因为我们从未忘记创新的重要性，”迈尔森表示，“事实是，创新包括各种形式和规模，我们很早以前就开始多元化。”
谷歌和Facebook这样的企业能延续百年吗？迈尔森表示“它们需要比现在多元化得多。”他说：“从奶酪切片机到改变一个国家的整个基础设施是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些企业一夜之间就崩溃了，要避免这种灾难，你就必须睁开双眼，不断寻找新机会。生存百年是能够实现的，但这需建立在几乎每天都重塑自我的基础之上。”
IBM最大的一次豪赌是1964年推出System/360大型机，开创了电脑兼容时代，该公司为此投资了50亿美元，相当于如今的300亿美元，不过豪赌赢得了丰厚回报。梅尔森表示：“它改变了整个世界，使IBM在数十年内统治计算机领域。”
恢复能力
IBM的历史并非只有辉煌。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该公司基本上错过了个人电脑和客户端/服务器革命。
“这两场革命都改变了客户看待、使用和购买科技产品的方式，深深地动摇了IBM。企业的购买决定下放到了个人和部门手中，而不是IBM拥有长期客户关系的地方。”
IBM为此任命路易斯·郭士纳（Louis V. Gerstner）为IBM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是首位从外部进入的蓝色巨人掌门。他采取了一种更重视消费者的策略，并在各方面大规模削减开支。当时有人认为IBM应分拆为数家独立公司，但郭士纳顶住了压力。
迈尔森认为，正是郭士纳的领导能力让IBM走过了黑暗时代。他还称：“我们也曾因犯下错误而深受其害，毕竟没人是完美的，但本公司有一种惊人的恢复能力，这几乎是前所未见、无与伦比的。”
下一个百年
许多其他公司一样，IBM的一个重要发展目标是云计算。不过迈尔森表示，真正的挑战将是如何组织网络上的各种数据，使其不至于成为噪音。他说：“你得非常明智，并建立能过滤垃圾信息的实时网络才行，这是个巨大的挑战，我们还没有开始解决。”他还称，难点之一是如何在保证消除噪音的同时不丢掉有用信息。
像Watson这样的创新产品也可能很有实际用途，迈尔森指出，医疗保健领域就可能应用该科技。与其说在网上搜索“高烧、轻微皮疹及呕吐”，医生可以直接与Watson类的设施交流，而后者可以进行“思考”，然后以更为有用的方式解读这些数据。这无法取代医生，但将是“终极参考书，就像有个永不疲倦的天才坐在你身边解答问题。”这或许是下一个百年中需要解决的挑战。
关于IBM公司过去一个世纪来的重大创新，请看下列幻灯片。
1911
IBM成立时名为计算-制表-计时公司（C-T-R），专长于制造打孔卡、计算尺和计时器。
1911
1911年6月16日，IBM成立于纽约市，最初有1300名员工。
1923
IBM打孔卡技术帮助政府和企业进行大规模工程，比如美国人口普查。
1924
该公司改名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
1956
IBM 305 RAMAC（统计控制随机存取法）是世界上第一台使用随机存取磁盘驱动器的计算机。该产品有两个两台并排放置的冰箱那么大，存储空间为10MB，重量达10吨，使用这种科技的话，现今的普通笔记本电脑将有25万吨重。
1960
IBM Stretch计算机诞生，它是当时最为强大的计算机，还是“多任务同时处理”方面的先驱。
1961
Selectric打印机上市，其精湛设计立即使其受到打字员们的追捧，风行25年。
1962
IBM和美国航空公司联合推出了世界首个电脑机票订购系统。
1964
IBM首席执行官小汤姆斯·沃森作出了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豪赌，决定研发System/360系列计算机，开启了计算机兼容的新时代。该计算机基于半导体芯片，通知整个行业达20年。其研发历时两年，耗资5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0亿美元以上，直到现在，System/360仍然是最大规模的商业项目之一。
1965
从美国1950年代启动航天计划以来，美国每一次载人航天努力都离不开IBM的身影。IBM还为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双子座计划提供了导航系统。
1969
IBM实验室发明了信用卡上所用的磁条——在各种ID卡、银行卡上仍随处可见。
1969
IBM科技帮助阿波罗计划实现成功，人类首次登上月球。
1971
IBM发明了软盘。
1973
从1973年起，超市开始扫描UPC条形码，这同样是IBM的发明。
1981
IBM个人电脑启动了个人电脑革命，使电脑开始走入千家万户。
1986
IBM苏黎世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海因里希•罗勒（Heinrich Rohrer）和格尔德·宾宁（Gerd Binnig）因发明扫描隧道显微镜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IBM研发小组利用该技术用原子评出了“IBM”字样。
1997
IBM推出了“eBusiness”电子商务服务。
1998
IBM的深蓝超级计算机击败了世界上最优秀的棋手。
2001
IBM在2001年向Linux投入了10亿美元。
2008
IBM启动智慧地球计划，致力于改善世界运行方式。爱尔兰高尔韦海湾的智能浮标利用了IBM技术，可监测污染状况、保护鱼类。
2011
IBM研究人员推出了Watson超级计算机，它能够理解文字中的细节差异、讽刺和谜语，开启了人工智能的新发展领域。
【篇4】回首百年历史
回顾百年历史 坚信党的领导
——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
世纪之初，中国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政治黑暗，经济消退，社会残败，民不聊生，1840—1842年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中英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独立主权受到侵犯，成为半殖民地化的起点，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第二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大大加强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社会的控制，使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加快了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演变。中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资本主义列强向中国直接输出资本的严重影响，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强，1900年的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和次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使清政府宝剑成为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工具，标志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成为中国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
由三元里人民开始的反侵略战争，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精神。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先声。1851年爆发的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坚持了13年，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但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不可能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艰巨任务。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资产阶级队伍逐渐形成。1898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改良运动，旨在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中加资本主义，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对当时的思想界及随后兴直的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近代中国的第一个觉醒者是孙 中山先生。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五把火烧掉了一个腐朽的专制王朝，结束了2000年的帝制时代。进而他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尽管这次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却依旧是一次失败了的革命。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20世纪初的世界板图上，不可能勾画出像欧洲那样发展资本主义的蓝图。
于是，中国人民开始了对救国真理的新的探索历程。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提供了除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即社会主义制度的样板。它犹如一团火焰，点燃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首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宣传，经过“五·四”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1921年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阶段。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这自然是中国人民在救国救民道路上的一个伟大飞跃。但是，要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要真正求得民族的解放，还必须要解决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个任务，是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玳领导集体出色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产生的理论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整整50年，中国人民在这个世纪的上半叶，为了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了祖国和繁荣昌盛，前赴后继，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顽强拼争，生生不息。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度过了八国联军入侵、 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剧痛，终于找到了一条不灭的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战争给中国造成的创伤是难以估量的，它给中国的经验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一个民族有牺牲的热血尚不足以自立，它必须找到并且坚定不移地走上发展自己的道路。20世纪的中国虽然有太多的不幸，但幸运的是中国毕竟走上了胡旧中国特色的光明大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又一次吹响了中华民族的号角。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到改革开放，注定是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姓社姓资”的争论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创新，从“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理论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带领中国人民真正走向世界的，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正是实行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使崛起的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潮。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是世纪之交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年五年计划的建议》是指导新世纪之初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回溯百年沧桑，百年世变，我们有理由坚信，在崭新的21世纪，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富民强，繁荣安康！(林章儿)
【篇5】回首百年历史
农村医改百年历史回顾摘自中国社保频道农村医改百年：“中国模式”震撼世界
国农村医改：民国医疗全靠自费江苏首开融资先河医疗改革一直是民众关心的话题，而占中国总人口数过半的农村医改百年历程，不仅给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范例，也为未来中国医改提供了宝贵经验。本策划内容摘自王绍光著《中国治道》，人民大学出版社。
回顾中国农村医改：民国医疗全靠自费江苏首开融资先河
20世纪初，大约85%以上的中国人居住在乡下，那里的医疗卫生状况相当原始。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其改造农村医疗状况的规划看似雄心勃勃。1934年卫生署颁行《县卫生行政方案》，规定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每村配置卫生员;1937年3月，卫生署进一步公布了《县卫生行政实施办法纲要》。40年代初，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实施公医制度以保证全民健康案》，声称“全民健康完全由政府负责”，“医疗卫生事业完全由国家经营，所需经费均由国库或地方自治经费项下支给，全国民众都有无条件享受之权利”。其后，卫生署颁布政令，摆出在全国推行公医制度的架势;连《中华
民国宪法》第157条也明文规定，“为增进民族健康，应普遍推行卫生保健事业及公医制度”。
虽然，政府的公文规定看似天花乱坠，而实际上，它从没有把卫生事业当作一件大事。在“黄金十年”最好的1936年，国民政府对卫生的投入仅占政府全部财政支出的0.7%。无怪乎，乡村卫生机构依然寥若晨星。直到1947年，全国农村只有1397家县卫生院，18家县卫生所，352家区卫生分院，783家乡镇卫生所，医师2569人，护士3530人，助产士1469人，检疫人员1755人，病床11226张。即使这区区1400余家县乡两级卫生机构，也面临严重的经费短缺问题。至于规划中的村卫生员，更是不见踪影。相对四亿多农村居民的医疗保健需求而言，这种完全由国家财政融资、由国家经营的公医制度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在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完全由国家财政融资为4亿多农村居民建立公医制度无异是痴人说梦。实际上，在整个民国时期，个人付费是中国广大农村唯一的医疗融资方式。由于农民普遍贫穷，负担不起医疗费，他们得了病，根本不敢去看医生;即使凑得出钱来，也很难找到医生。例如，创造出著名“定县模式”的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毕业生陈志潜注意到，在离北京不过200余公里、靠近平汉铁路的河北省定县，40万居民中，没有一名西医;在全部472个村庄中，有220个村完全没有任何医生和医疗设备;在其它252
个村，每村也只有一个没有经过任何正规培训的自封的中医;定县病死人数中有三分之一没有经过任何医药治疗。倒是在中国最富庶的江苏省，1936年2月，由省立教育学院主办的无锡惠北实验区在小园里村进行了乡村医疗融资实验，其主要内容是每人每年缴纳3角钱的保健费，换取全年享受的免费医疗、注射预防针和种牛痘等权利，与后来的农村合作医疗有些相似。不过，该村很小，只有25户，137口人。如果仅靠村民缴付保健费，总共每年只能融资41.1元。在这么小的范围内靠这么点钱分摊健康风险，是否可行?该实验有没有外来基金资助?可惜唯一提到这项实验的文章对此语焉不详，可见其生命力与影响力十分有限。
由于绝大多数人的健康没有保障，解放前，中国的婴儿死亡率高达250‰，人均预期寿命则只有35岁左右，相当于美国1780年代的水平。
农村医疗差毛泽东震怒一年四批卫生部
毛泽东在1945年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至于如何解决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那时共产党只有一个粗略的思路，既是走合作的道路。毛泽东指出，“目前我们在经济上组织群众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他认为，“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
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在延安时期，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已经出现，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信用合作等。在这个背景下，陕甘宁边区也出现了医药合作社。
最早的医药合作社被叫做“保健药社”，筹建于1938年，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领导，由西北局保健委员会和民政厅共同投资。除了总社之外，保健药社还在延川、清涧、绥德、吴堡等20个市、县设立了26处分社。这种药社是一个医疗服务机构，实行制药(主要是中草药、看病、卖药三位一体的运行模式。虽然，它们对抗日军人家属实行九折优惠，对灾民实行免费治疗、免费吃药，但主要还是靠个人付费。1944年，延安等地爆发伤寒、回归热等流行病。为了满足广大群众的医疗要求，边区政府委托当时的商业销售机构—大众合作社代办成立了“卫生合作社”。卫生合作社总社设在延安，各县、乡设43个分社，其资金主要由大众合作社与保健药社筹集，并吸收民间团体及私人股金。与保健药社一样，卫生合作社也是医疗服务机构，虽然收费低廉，但还是要求个人付费。简而言之，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合作的理念已进入医疗领域，但医疗融资方面的合作仍付之阙如。
新中国建立后，在1950年8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医疗卫生工作方针，其中第一条就是“面向工农兵”。到1952年底，全国县级卫生机构已从1949年的1400余
所增加至2123所，遍及全国90%以上的地区。在基层乡村，政府的主要策略是鼓励个体中西医组建了联合诊所，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但直到1955年前，中国农村基本上实行的还是自费医疗制度;在医疗融资方面，没有明显变化。不过，农村医疗卫生方面需要合作的理念开始萌芽了。
1955年席卷中国农村的合作化高潮对发展提供医疗服务的农村基层卫生组织是个极大的促进。在其后短短2-3年的时间里，全国5万多个乡镇都设立了联合诊所或区卫生所，多数农业合作社也都设有卫生室(站，配备有不脱产的卫生员、接生员，为提出“农村卫生工作网”的概念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农业合作化成为合作医疗的催化剂：生产、资金、农具、技术上的互助合作启发农民把互助合作扩大到医疗融资领域。张自宽的观察可谓一语破的：“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运动”。
1960年2月2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发卫生部的报告及其附件，并要求各地参照执行，但并没有马上引起各地政府足够重视。据毛泽东了解，“大多数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没有看这样一个很重要而又写得很好的文件，也没有发到各级党委党组和人民公社去”。为此，他于3月16日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强调“中央现在提醒同志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各省、市、地、县、社要由党委
第一书记挂帅，各级党委专管书记和有关部门党组书记也要在党委第一书记领导之下挂起帅来;立即将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发下去，直到人民公社”。最高领袖的直接干预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合作医疗在全国范围的推广。从此，集体保健医疗便成为中国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无论是地处江南鱼米之乡的浙江，还是远在西北边陲的新疆都不例外。根据长期追踪研究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安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估算，全国行政村(生产大队举办合作医疗的比重，1958年为10%，1960年为32%，1962年上升到46%。
同样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卫生服务提供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县医院得到进一步加强;人民公社将国家举办的区卫生所和农业社的保健站整合为公社卫生院;生产大队把联合诊所和村保健站变成大队卫生室，生产小队配“三员”(保健员、接生员和保育员，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据1964年统计：在卫生技术人员分布上，高级卫生技术人员69%在城市，31%在农村(县和县以下，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农村占43%，其中在县以下的仅占27%。中医则大多数在农村。农村的中西医不仅按人口平均的比例大大低于城市，而且多数人的技术水平很低。在经费使用上，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中，用于公费医疗的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
用于县以下的仅占16%。这就是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多农民的还多”。这种局面让中共最高当局十分不满。1965年5月26日，在同卫生部负责人崔义田、史书翰、计苏华等谈话时，刘少奇便指出：“现在的医药卫生工作只是面向一亿左右的城市人口，全国70%的医务人员是集中在城市，占五亿多人口的农村中医务人员和药品都很少，为了解决卫生工作面向农村，药品供应要研究，如何把供应点深入农村”。毛泽东更是对此感到震怒，并在一年内第四次对卫生部作出严厉批评。1965年6月26日，在同他身边的医务人员谈话时，毛泽东斥责“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院，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并号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就是著名的“六二六指示”。其后，7月17日，刘少奇听取了卫生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郭子化、崔义田、史书翰等关于医务工作如何为农村服务问题的汇报。毛泽东又于7月19日和8月2日两次与卫生部负责人谈话，主要谈农村卫生工作。8月份，中央政治局还专门开会讨论了卫生工作。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此密集地议论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是空前绝后的。
有些人想当然地断定，毛泽东的“六二六指示”“使1962年后几乎处于停顿状态的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回升发展的重要
契机”，“激起了全国上下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极大重视，在50年代中期出现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此推开”。其实不然。虽然1965年前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农村医疗卫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但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和为农村培养三种卫生人员上;而组织巡回医疗队到农村去是逐步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巡回医疗队为农民治病并不是完全免费，而是“应按当地合理收费标准收取费用”。如果农民交不起医药费怎么办?当时的做法是，“贫下中农出不起医药费的可以减免。减免费用，应当首先在社、队公益金中解决。社、队公益金中解决不了的，经过工作团审批，在工作团掌握的社会救济费中解决;非重点社教地区，由民政部门掌握的社会救济款内开支”。换句话说，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并没有给农村医疗融资的格局带来多大变化，尽管大规模派遣城市巡回医疗队，大规模培训不脱产、半脱产的农村基础卫生员，两者都有助于降低农村医疗卫生的成本，为普及医疗融资合作铺平了道路。
中国医疗模式受联合国肯定：平均国民年龄从35飙升到68岁
合作医疗真正在全国农村得以普及是1969年以后的事。1968年7月底，毛泽东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各大专院校，它标志着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阶段的终结。与此同时，针对当时宣传
工作中出现的“假、大、空”现象，毛泽东作出了“典型宜多，综合宜少”的指示，提出要用先进的典型，来推动全国的各项工作。
医疗融资方面的合作医疗是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体系“三大法宝”中最关键的法宝。有了它，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网和赤脚医生才能实现低成本、广覆盖的效果;没有它，即使不缺医、不少药，也会出现看不起病的问题。七十年代，中国还不富裕，但随着合作医疗的普遍建立，赤脚医生和三级卫生网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有效地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下。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例如世界银行的《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与健康》称中国当年在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国家是“独一无二”的(auniqueachievementforalow-incomedevelopingcountry。中国当时的低成本、广覆盖的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回顾毛泽东时代农村医疗状况的变迁，它从无医无药走到缺医少药，最后找到了合作医疗这条低成本、广覆盖的途径。
在这个过程中，各地的实践起了巨大的作用。文革中一度盛传，上海川沙县的赤脚医生和湖北长阳县的合作医疗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抓的点”。实际上，它们都是实践在先，抓点在后。群众的实践为决策者提供了灵感，是政策演变的动力源。
1976年9月，毛泽东辞世;1977年8月，中共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布文革结束。当时，没有任何人预见到合作医疗将会迅速衰落。恰恰相反，1978年3月5日五届全国人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将“合作医疗”写入宪法，列为国家为保证劳动者健康权利需要逐步发展的事业。当年12月，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改革的序幕。一年以后，1979年12月15日，卫生部、农业部、财政部、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联合发布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这是政府部门第一次发布关于农村合作医疗的正式法规性文件，标志着合作医疗的制度化。它将合作医疗定义为“人民公社社员依靠集体力量，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医疗制度，是社员群众的集体福利事业”，并承诺“根据宪法的规定，国家积极支持、发展合作医疗事业，使医疗卫生工作更好地为保护人民公社社员身体健康，发展农业生产服务”。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都明确要求，“巩固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事业”。
改革开放后一度遍布全国的合作医疗迅速偃旗息鼓，最重要的原因是合作医疗所依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八十年代担任卫生部长的钱信忠说的一针见血：“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这句话不仅揭示了合作医疗兴起的条件，也点明了合作医疗存活的条件。只有在集体经济的制度环境下，合作医疗的资金才能直接从集体经济中提留，保证了筹资途径畅通。七十年代末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尤其是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在广大农村，家庭成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除少数地区有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外，大部分乡村的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甚至完全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除非形成新的医疗融资渠道，用提留集体公益金的方式来扶持合作医疗，在很多地方已经失去了可行性。
八十年代前期，有些文件甚至千方百计试图避免使用“合作医疗”这四个字，而是代之以其它名词，如“集资医疗”。由于中央态度暧昧，各级领导对扶持合作医疗也没有兴趣。用农民的话说，“上面不喊了，中间不管了，下边就散了”。安徽医大的调查也表明，各地领导干部的态度是决定合作医疗能否坚持的关键因素。
新型合作医疗探索：医疗保险思路因何折戟中国乡村决策者对合作医疗态度暧昧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停止了探索适宜农村的医疗融资模式。恰恰相反，从八十年
代中期开始，关于农村医疗卫生到底应该采取何种体制就出现了不同的思路，并展开了辩论。争论的一方认为，搞农村医疗融资体制改革要追寻健康保险这种“世界潮流”;另一方则认为，应巩固与发展我国独创的合作医疗。中央的立场模棱两可，各种模式都可以尝试。1985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便指出，为了适应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新情况，要认真研究和建立形式多样、项目不同、标准有别的新的社会保障制度。随后，卫生部制订的《“七五”时期卫生改革提要》指出，改革我国农村的医疗保健制度，应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经济条件和群众的意愿逐步进行，可以实行合作医疗，也可以试行其他各种办法。《提要》特别强调，要积极探索和发展适合我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保险制度。
事实上，卫生部当时偏向于在农村推行医疗保险制度。“中国农村健康保险实验项目”是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第一个干预性实验，在八十年代后期，除了中央政府抓的试点县外，各地还有一批健康保险实践的例子，如上海金山县与湖北监利县的健康保险、四川省蓬溪县的防疫妇幼保险、安徽金寨县、山西省冀城县和江苏省晌水县的母婴健康保险、山西运城的中小学生口腔保健保险等。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有人大力鼓吹个人出资参加不同档次和类别的保险，“从农村合作医疗向医疗保险制
度的过渡”，但不少地方医疗保险的实验依然带有强烈的合作医疗的色彩。
在八十年代下半叶，除了上面提到的有关健康保险的试点研究外，还出现了对不同医疗筹资体制的比较研究。如1987年，安徽医科大学与卫生部医政司联合在两省一市(湖北省、山东省、北京市进行了合作医疗制度与自费医疗制度的配对调查研究。课题组在湖北省广济县、山东省招远及栖霞县、北京市昌平县选取15-20个合作医疗村;然后按配比条件(人均收入、文盲率、年龄构成、地形及民族因素，选择相应的自费村。该项目从居民卫生服务利用、健康状况、因病致贫情况、人均卫生费用、民意测验及村级卫生资源六个方面比较了合作医疗与自费医疗的差异。结果表明，19项指标中，合作医疗在15项指标上优于自费医疗。因此，绝大多数被调查农民赞成合作医疗，只有少数人赞成自费医疗。
如果说，在八十年代末，朱敖荣要求恢复合作医疗的立场还受到某些人质疑的话，到九十年代开始的时候，面对90%以上的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的局面，关心农村医疗卫生问题的人中开始逐渐形成两个共识。第一，自费医疗不仅剥夺了贫困农村居民获取基本卫生服务的机会，而且带来严重的因病致贫问题。第二，健康医疗保险的思路不适合中国农村，因为保
险公司认为利润少不感兴趣，农民又不信任保险公司，嫌其手续繁杂、难以理解。
为了修复合作医疗这个农村医疗卫生体制的“网底”，中央政府1991年拨出专款2000万元，对农村合作医疗进行扶持。但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市场导向的改革再次占上风。当年9月卫生部出台了《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它把医疗改革的重点放在“积极推广形式多样、项目不同、标准有别的医疗保险制度”上。“在农村，要大力推行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在其后十年里，这种反复不断出现。
从1994年到1996年，国务院研究室与卫生部一起，继续对合作医疗进行了专题调研，抓了7个省14个县、特别是河南开封县和林州市的试点。国务委员彭佩云也参与其中，先后到江苏、河南的几个县市，对合作医疗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了考察报告。此后，有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供选择了183个县(市、区作为省级合作医疗试点;许多地区还选定了一大批地市级的试点县。一时间，农村合作医疗似乎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到1996年年底，全国开展合作医疗的行政村已上升到17.59%，比上年增加了6.41%，达到198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紧接着，合作医疗又获取了新的发展动力。从1996年中至1997年中，中国政府为恢复与发展合作医疗动作频频，希望掀起重建合作医疗的高潮，并为此提出了很高的目标。但结
果并不理想。到1997年底，合作医疗的覆盖率仅占全国行政村的17%，比一年前还略低一点，农村居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比例仅为9.6%。卫生部1998年进行的“第二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全国农村居民中参加合作医疗的比重仅为6.5%。到九十年代，政府已经认识到重建农村合作医疗的必要性，只是还存在不需政府财政支持就能恢复合作医疗的幻想。打破这层幻想的是一系列对贫困地区合作医疗的调查与干预性实验。如果说，八十年代各地的实践和实验有助于政府认识到重建合作医疗的必要性的话，九十年代各地的实践与实验告诉政府，在新形势下，传统合作医疗模式存在严重的不足;除非政府财政参与，否则永远也不可能实现“到2000年在农村多数地区建立起各种形式的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
通过所有的实验与经验都指向一个结论：要建立和维持广泛覆盖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就必须要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同时，政府派往其它国家的考察团报告，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发展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政府财政支持不可或缺。这一切都彻底打破了以“个人投入为主”重建合作医疗的幻想。2003年1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的《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要求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县(市进行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新型合作医疗较
之传统的合作医疗更适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农村。中国农村的医疗融资方式走过了自费医疗、传统合作医疗(集体投入为主、新型合作医疗(国家补贴为主三个阶段。虽然农村医疗融资只是中国体制中很小一个组成部分，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解剖天下所有的“麻雀”。本文试图用“解剖”一只“麻雀”的方式了解中国的决策者与政策倡导者如何利用实践与实验进行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以调整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回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国模式”崛起:“渐进式改革”实验震撼世界
到200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索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数十吨重的三叉戟256号专机，被肢解后散落如此大范围的草原上，碎片中大到数千公斤，小到只有一分硬币那么大，有的还保持着零件原来的形状，有的已在熊熊燃烧的高温中变形，甚至变成铝合金的球状疙瘩。“九一三”事件之后，经过许多年的风风雨雨，它们都已离开了那块本不属于它们的地方，其中有许多飞机部件也去了它们本不该去的地方。
回想1988年，改革开放十周年时，几乎没人想到谈论“中国模式”的必要。虽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1988年间，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0.2%，但那时的增长率波幅巨大，很不稳
定。更严重的是，1988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比上年猛增18.8%，城市居民的生活费用价格指数增长更高达20.7%。面对解放以来从未有过的高通货膨胀率，社会上一片恐慌。
到改革开放20周年前后，虽然还有人耸人听闻地预测中国体制即将崩溃，但大多数人已经不以为然。到1998年，中国经济不仅已经连续20年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而且学会了避免增长的大起大落，并成功地抵挡了亚洲金融危机对自己的影响。对比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遭遇的经济衰退，中国的转型模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那时人们对“中国模式”的概括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转型的速度，据说中国采取的是“渐进主义”，而苏东区采取的是“震荡疗法”;二是转型的顺序，据说中国采取的是“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而苏东地区采取的是“先政治改革，后经济改革”。到2008年，中国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奇迹。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十多亿人的超大经济体，以年均9.9%的速度持续增长达30年之久，大幅减少了贫困人口，并大体上保持政治稳定。这很难用偶然或幸运来解释。因此，更多的中外人士开始思考中国成功的秘诀。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将中国模式概括为“北京共识”，它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注重技术创新，追求发展的平等性与可持续性，坚持自主发展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60年，这个领域每次发生变化，其走向都与中国整体的政策/制度走向十分吻合。这样，回顾该领域过去60年的变化就具有了普遍意义。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对各种医疗融资体制的优劣做出评判，而是试图通过细致梳理史实来分析决策者与政策倡导者如何利用实践与实验进行多方位的学习，获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以调整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回应新的、变化了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