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霖 王熹岚 林源鑫 周鼎杰 黄翔 刘飞翔
摘 要：【目的／意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期盼，对“晋江经验”的研究对我国增加人民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和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方法／过程】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切入，深入阐述“晋江经验”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生成逻辑，并结合晋江统计年鉴数据和实际发展情况，总结“晋江经验”发展成效以及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结果／结论】研究表明：“晋江经验”作为先进生产经验的杰出代表，既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有助于共同富裕的推进和社会主义理想和谐社会的构建，其深层意蕴与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是不谋而合的。
关键词：共同富裕；
“晋江经验”；
生成逻辑；
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5617 （2023） 01-001707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共同期盼。1953年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共同富裕首次被完整的提出，决议旨在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力，解决我国工农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我国农民能够逐步摆脱贫困状况进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共同富裕，赋予其新内涵，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习近平同志指出要将“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确立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我们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
2022年是“晋江经验”提出20周年。20年来，经过历届省委、省政府以及企业家对“晋江经验”的传承和发展，“晋江经验”成为了晋江经济乃至福建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总结[4]。晋江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民营经济发展为推进共同富裕发展提供了重要途径，“晋江经验”作为先进生产经验的杰出代表，既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也有助于共同富裕的推进和社会主义理想和谐社会的构建，其深层意蕴与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是不谋而合的。“晋江经验”是如何推进共同富裕的呢？因此，本文将着重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社会再生产的四环节人手，阐述“晋江经验”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生成逻辑，总结“晋江经验”发展成效以及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1 “晋江经验”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
晋江市地处福建省东南部，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市，位于闽东南金三角核心地带。“晋江经验”是习近平同志在1996-2002年间七下晋江市通过进企业、访农户、下基层总结提炼而来。“晋江经验”的核心是“六个始终坚持”“处理好五个关系”，自提出以来，为晋江市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政策指导和前进方向。截至2021年，晋江市GDP产值突破2900亿大关，中国县域经济实力排行全国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晋江经验”由省内延伸到省外，在全国掀起了学习、借鉴、推广“晋江模式”的狂潮。
在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程中，共同富裕展现了国家对人民群众的重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文色彩。富裕表示一个人拥有的物质资产、物质财富数量众多。共同富裕要求的是全体人民最终达到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从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初心，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彰显了社会主义优越制度性。要想助力共同富裕的发展，“晋江经验”不失为一种实践路径。“晋江经验”秉持着“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的思路：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国内外市场的导向作用、坚守顽强奋斗的品质、坚持构建市场的诚信健康发展．坚持将社会实践资源优势与符合自身特定条件的发展方式相结合、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律的作用相结合；
对于关系的处理，也注重把握住有形、无形通道的内在关系，协调国内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联系关系，处理好新兴技术产业与传统高耗能产业的关系等等。
1.1 “晋江经验”在于提升社会生产效率，有利于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社会生产力达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是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与前提保障。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生产关系的决定因素生产力得到更好的发展后，才更能促进社会关系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物质基础问題得以解决，资源要素得到合理配置之后，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能得到满足。“晋江经验”的鲜明特征是大力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为实体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方案导向和思想保障；
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不仅有利于市场资源更合理、更优质地流动配置，还能够激发经济发展活力，激荡出了更高的经济效益，由此助力社会生产效率的提升；
处理好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这一关键举措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利用创新技术的过程中提升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例如，晋江创立了“产业创投引导基金”“智能装备”等产业项目，助力引导了当地新兴产业的发展，智力密集型产业在晋江市实体经济领域中的占比也达到了傲人的20%。这种种举措能够从根本上调动生产积极性和生产活力，从而提升社会生产效率，助力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巩固。
1.2 “晋江经验”在于拓宽发展渠道，有利于促进不同群体的共同富裕
公平合理的社会关系和分配制度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还需要公平合理的分配，合理的分配让经济发展成果能够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既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又能够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内生动力。“晋江经验”通过公平分配让广大人民享受到了劳动成果。在“晋江经验”视域下，民营经济是福建的特色与优势，无论是在数量规模上，还是在实力与社会贡献上，福建的民营企业均位居全国前列。据统计，2020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的68%，全省95%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是民营企业[3]。民营经济为当地提供了充足的经济发展动力，同时也拓宽了广大人民的增收渠道，有利于促进不同群体的共同富裕。此外，通过发挥财政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能够促进广大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将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更加合理化和公平化。“晋江经验”在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仅丰富了市场主体，也拓宽和保障了不同群体的发展渠道，这从本质上契合了“共同富裕”的内核，即“全体人民最终达到富裕”。
1.3 “晋江经验”在于加快产业绿色转型，有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富裕新生活
共同富裕的主体和对象是全体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实质上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进程。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系统化和多元化的，涉及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生态文明等方方面面。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更好的发展时，能够从内部激发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进步动力，进而促进共同富裕的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多元化内涵相一致。对于“晋江经验”而言，全面发展是“晋江经验”的核心内涵，在注重经济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和民生建设的同时，还十分注重生态文明的建设和生态产品的效益转化。通过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促进生态环境的合理开发和资源优化配置。此外，不断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改革促进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在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处中传召更大的效益，不断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构建起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同富裕新生活。
1.4 “晋江经验”在于优化市场运行机制，有利于推动共同富裕的稳步前行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共同富裕稳步运行的重要内容之一，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优势，助力社会生产更加均衡充分，进而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社会财富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中各主体的积极性和活力，同时也在良好市场秩序之中推动各种资源要素的循环流动。这一共同富裕的特征也体现在“晋江经验”之中。一方面，“晋江经验”将科学宏观调控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紧密结合、深度融合，始终坚持和加强政府对于市场运行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处理好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这一举措不仅为政府赢得了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还清除了营商环境中的阻碍物，通过建立服务型政府，促进经济平稳、高质量运行的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共同富裕的稳步前行。另一方面，“晋江经验”也强调调动市场主体活力和积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晋江大规模推进民营企业的转型升级，将数字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重中之重，瞄准高端集成电路产业，从融资、人才等领域给市场主体提供了诸多便利，24小时响应企业诉求。目前，晋江逐渐形成了鞋服和纺织产业2个千亿产业集群，以及食品、建材两个500亿产业集群。这都体现出晋江在构建安全、有序、开放市场秩序和营商环境的同时，重视主体活力的激发，从而为共同富裕的平稳有序推进打下牢固坚实基础。
“晋江经验”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各项工作的立足点，强调充分发挥本地资源的优势，选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同时也发挥市场的导向性作用，结合理论和实践把握住国内市场的运行规律，并进一步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国内国外双循环建设，充分发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助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为共同富裕的推动发挥着奠基性作用。这体现出，“晋江经验”实质上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有着从孕育到成熟、从探索到定型的推进关系，相互之间不仅在立场、方法而且在观点、内容上都高度契合。
2 “晋江经验”20年来推进共同富裕的主要成就
2.1 经济长期保持健康快速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不可回避地要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即“如何把蛋糕切好、分好”。而要把“蛋糕切好、分好”的前提是推动经济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即“如何把蛋糕做大、做好”[6]。自“晋江经验”提出以来，晋江市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地提高和解放，从生产力水平落后的海边渔村到“晋江经验”的发源地。2002-2021年（图1），晋江市地区生产总值从277亿元到增长到2986亿元左右，常年稳居全国县域经济排行榜前五；
地区全部工业总产值从545亿元增加到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总值超过6926亿元，产值超亿元企业达1025家；
从“来料加工”的手工作坊到拥有安踏、鸿星尔克、利郎等众多国内外知名鞋帽服饰企业的品牌之都；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从45亿元增长到超256亿元（图2），基础设施建设更加完善；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114亿元增长到超1640亿元（图2），经济发展势态更加良好。
2.2 社会民生事业实现全面发展
民生福祉是否改善人民生活的幸福程度，是共同富裕最基础也是重要的一项标准。“晋江经验”提出以来，晋江市社会民生事业飞速发展，经过近20年的发展，民生福祉项目的考量已然从更多更广转向提供更好更优的大跨越。现有数据显示（图3），2021年晋江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885万元，相较于2013年增加了2.256万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7年的15554元增长到2021年的59023兀，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7年的8617元增长到2021年的30201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逐年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缩小。社会民生持续保障到位，职工社会保险统筹情况良好。2020年晋江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工伤、失业、医疗、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38.70万人、28.57万人、17.71万人、19.76万人、17.23万人；
城乡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提高到800元，参保人数98.14万人，同比2019年增加0.44万人；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时参保人数64.04万人，续缴39.72万人，续缴率96.2%；
全市基本医疗与养老等社会保险覆盖面持续扩大，保障水平持续提升，居民民生福祉保障质量高。社会事业发展更加全面，教育医疗落实到位，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教育事业方面，2020年秋，中小学、幼儿园在校生数达37.04万人，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生25.90万人，同比增幅1.6%，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144.51%。医疗保障方面：截至2020年全市共有医疗卫生机构1106家，编制床位4282张，开放床位6444张；
共有各类卫技人员7725人（不含乡村医生472人），同比2019年增加172人。文化事业方面，年末全市共有各类艺术表演机构2个、艺术表演场所3个、公共图书馆1个、文化馆1个、博物馆（纪念馆）6个、乡镇文化站19个。全市持续扎实推进居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等工作，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促进文化事业更加繁荣，人民群众获得感更强。
2.3 基本公共事业全面均等发展
2021年底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明确强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和重要实现路径。“晋江经验”提出以来，晋江市政府着眼于群众所想，服务于群众所需，统筹布局，创新基本公共服务清单，高水平高质量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2002-2020年，晉江市全市范围内拥有公路里程从1635.30 km增长至2429.022 km，截止至2020年，陆域公路密度达374.367 km/100 km2，是全国公路密度的7.4倍；
私人汽车保有量高达42.98万辆，同比增长5.6%，出行更加便利。城市交通线路四通八达，居民出行更加便利。截止至2020年，全市所有村（社区）已通水，使用自来水约28.9万户，自来水普及率100%；
市区燃气普及率达99.0%；
市区绿化覆盖率44.03%，城乡绿地率39.96%，人均公园面积13.78 m2。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3.2%，节能减排成效明显。全市人居环境治理持续有效，人均“绿色面积”的不断增加，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2.4 相对贫困治理效果显著，农村相对贫困人口收入显著提高
2018年晋江市人民政府率先在全省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晋江市通过培养专业化的扶贫组织，完善社会扶贫资源投送机制，推动扶贫多元共治政策转化落地。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创新，扶优抑劣，激发社会组织扶贫动力，积极引导民间各类组织为贫困群体提供发展性援助，不断增加对法律、经济、就业发展和生活环境优化改造等方面的援助，实现社会组织交互式合作，组建新型网络治理关系，从多个维度为贫困群体的发展提供可持续保障。关注低收入边缘群体、隐形贫困群体等，积极探索建立救助制度，前置救助，保证帮扶对象享受到固定常态救助，逐步将低收入边缘家庭的困难解决好，提高生存质量，不断健全完善市镇村三级管理档案，实现“一户一卡一册”，定期入户掌握贫困对象的“生老病医学”等情况并及时滚动更新。截至2020年底，晋江市246户贫困家庭在现行标准下全部脱贫，晋江市人民政府通过贫困人口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在促进相对贫困转向相对富裕的奋斗过程中形成新时代的“晋江共富经验”，聚焦晋江共富特色实践，提炼共富一般规律，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共富品牌，为福建省乃至全国贡献晋江样本智慧。截至2020年贫困户总的经营性收入（扣除生产成本）为13.717万元，占家庭纯收入1.92%；
工资性收入为416.319万元，占家庭纯收入的58.21%；
转移性收入为285.13917万元，占家庭纯收入的39.87%。在支出方面，晋江市相对贫困帮扶对象家庭的日常生活支出为323.3145万元，占家庭总支出的60.38%；
医疗支出118.787万元，占家庭总支出的22.19%；
教育支出为93.33万元，占家庭总支出的17.43%。相较于2018年来说，贫困户年经营性收入（扣除生产成本）增加了7.0970万元，工资性收入增加了68.4355万元，转移性收入减少了204.77473万元，日常生活支出下降23.9426万元，医疗支出下降了88.00105万元，教育支出增加24.4567万元（图4）。这一数据充分证明了，贫困人口的造血能力增强，社会福利提高，贫困家庭收入不断提高，恩格尔系数呈下降趋势，贫富差距不断缩小。
3 “晋江经验”推进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3.1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的改革，地方的改革，“晋江经验”的推进，总结起来其实就是生产方式的改革，同时也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路径选择。纵观新中国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7]；
第二阶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阶段；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属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定性”问题[8]；
第四阶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要更加完善的要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且实质性的推进共同富裕p]。2002年，习近平总书记将“晋江经验”总结为“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实质上“晋江经验”就是在这“六个始终坚持”和“处理好五大关系”基础上积极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和改变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步迈向共同富裕[10]。晋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不断试错，精准瞄准，让资源配置实现最优化，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扎实推动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做好做优。
3.2 促进城乡之间资源高效流动，实现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结合
当前，我国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与全面开启乡村振兴紧密衔接的关键时期，农村发展依然面临基础薄弱、产业发展水平低、区域发展差距大等现实问题。城乡差距过大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11]。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压舱石”，农村发展作为社会稳定的“蓄水池”，实现共同富裕需要乡村振兴，不断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也就意味着要打破由来已久的城乡二元结构。过去乡村建设的历史和经验昭示，城乡资源要素间流动不畅是影响乡村振兴的难题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为推进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政策制度偏向于城市和工业，使得当时有限的资源要素由农村向城市聚拢的城乡关系，相关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剪刀差”和税收不断汲取农业剩余，由此带来了农村的“空心化”问题。因此，要促进城乡之间资源的高效流动，实现发展与共享的有机结合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必须解决农村的不平等输入问题。基于此，晋江市政府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引导和服务，积极处理好有形通道和无形通道的关系，处理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系。深化县域统筹，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连接器，使其成为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桥梁。不断建立相关制度性通道，通过制度保障吸引更多更为稳定的外部资源向乡村流动，使其与乡村产生良性互动、交流和碰撞。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互补共享、平等发展的资源流动机制。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工作中坚持把资源双向流动作为核心，用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化解城乡各要素短缺的问题，同时加强顶层设计和完善政策配套体系。“晋江经验”的成功正是很好地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连接器，从而实现了从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到产业繁荣、民生就业稳定、生态保护良好等的各个领域协调推进的高质量经济发展。
3.3 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
共同富裕内在包含了生产与分配的统一，民营是民富的基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夯实共同富裕的基础，生产是前提和关键。“分好蛋糕”需要“做大蛋糕”，“做大蛋糕”需要民营经济参与，市场的繁荣需要民营经济的参与[12]。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史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发展史。民营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也不仅是企业家的个人资产和财富，发展民营经济并不与马克思所说的“消灭私有制”相违背。大力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是符合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状况的适宜路径选择，也是夯实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漫漫征程上，民营经济是国民富足的基础，晋江在过去20年的发展过程中积极持续全面深化改革，努力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经商营商环境。一方面坚持法治先行，法治即是最好的经商营商环境，另一方面提高各类行政审批速度，简化优化行政审批流程。与此同时，政府也不断完善相关制度保障，进一步加强对民营企业进行价值指引，为其健康、高质量的发展激发其内部动力并提供相应的外部条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都是共同富裕之路上不可或缺的推进器，两者共同服务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大局。
3.4 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愈加注重发展质量的新时代，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如何推动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如何促进各区域间产业协调发展就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保持经济新常态，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13]。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指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区域内各项产业间合理协调地发展，并且满足社会对于各项产业不断增长的需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仅需要做到产业结构合理化，还需做到产业结构优质化。2022年是“晉江经验”提出20周年，这20年的风雨历程中福建省历届省委、省政府和广大地方民营企业家大力传承和弘扬“晋江经验”，不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优化地方经商营商环境，推动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使得晋江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创新性突破，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的道路。晋江作为一个民营经济大市，拥有中小型企业约8万家，地方政府始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处理好发展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指示要求，积极探索引导中小企业发挥地方要素禀赋，走专业化创新道路。通过科技赋能、数字赋能、品牌赋能、资本赋能等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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