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

内容摘要:现代出版三大业态(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中,学术出版是专业出版的主体,处于整个出版产业链顶端位置,学术出版质量和水平始终是衡量出版行业质量和水平的标志,甚至是反映一国科学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在党的二十大确立的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学术出版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出版人应主动适应国家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的战略需求,把学术出版作为推动中国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抓手,加速推进学术出版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实现由成果出版商向知识服务商的转变。

关键词:学术出版;
学术出版能力;
学术共同体;
出版人才“旋转门”

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知识服务升级背景下的学术出版能力评价研究”(项目编号:19AXW003)

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3.02.001

当下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实现第二个百年伟大复兴的历史交汇点,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基本特征的数字技术把人类社会带入数字时代,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中国出版如何适应时代大势,实现百年高质量发展?这是整个行业、企业和每位从业者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业界各方可从不同维度做出自己的判断、给出答案,但从行业总体上说,关键突破点在于学术出版!这是由出版的本质特性决定的。

一、学术出版在出版行业中的地位

按照传统的出版定义,出版是指编辑、复制作品并向公众发行,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最初的出版活动是包含在知识生产活动中的,学术出版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出版。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出版逐渐成为一种产业门类,出版产业的发展又逐渐形成专业出版、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三大类型。在发达国家,这三大类型各自约占三分之一的产业比重,学术出版则是专业出版的主体。

学术出版,按照我下的定义,是指学术出版者依据自身学科专业能力发掘、整合学术成果,并依照学术共同体认同的原则、规范对学术成果文本进行编辑加工从而制作成学术出版物,进而按特定商业模式发行传播的专业出版行为。

它服务于每个时代的社会精英,承载了知识创新、思想传播、文化传承的功能,满足人们对原创性、前瞻性知识消费的需求,处于整个出版产业链的顶端位置。学术出版质量和水平始终是衡量整个出版行业质量和水平的标志,甚至是衡量一国科学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二、世界发达国家学术出版新态势

西方发达国家从事学术出版的机构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非营利性的大学出版社,另一类是商业性学术出版公司。传统学术出版的主要功能是学术成果发表和传播,产品形态是纸质学术期刊和学术图书。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数字社会的到来,发达国家的学术出版功能、态势乃至商业模式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学术出版的功能从传统学术成果发表和传播拓展到知识溯源、构建知识图谱乃至提供全方位专业知识服务解决方案,学术出版的空间、领域和技术手段不断放大,纷繁迭出,实时印刷(POD)、开放获取(OA)、智能写作、多语种同步发表乃至当下大火的ChatGPT,其本质意义就是一种学术出版行为。学术出版成为科学研究乃至国家创新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其次,学术出版在整个出版行业的占比持续上升,不仅非营利性大学出版社和商业性学术出版机构发展态势持续良好,综合性出版集团也纷纷加大学术出版投入或并购(如施普林格并购麦克米伦),大众和教育类出版机构纷纷进入学术出版。最后,以早些年谷歌、微软、彭博、维基百科等巨型大数据公司为代表的势力全方位介入学术出版,使得世界学术出版图景开始被重构。2020年11月30日,美国OpenAI的ChatGPT登场并迅速火爆全球,全面拉开人类学术出版的全新场景。

三、中国学术出版现状、机遇和挑战

(一)现状

中国学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和辉煌,《史记》《诸子集成》《四库全书》等,都是中国古代学术出版乃至人类出版史上的丰碑。20世纪前半叶,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为代表的中国学术出版独领亚洲并在世界出版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体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伴随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中国成为名列世界前列的出版大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出版并未成为一种独立的出版业态,真正以学术出版为主业的出版社不过十数家。真正把学术出版作为一种业态运作并成为行业共识的标志性时间,是2012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术著作出版规范的通知(新出政发〔2012〕11号)》,这是国家出版主管部门首次对学术出版明确提出规范性要求,因此我把2012年称为中国现代学术出版元年!

2021—2022年这十年,中国学术进入业态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发展时代。根据我所主持的先后两次国家社科基金关于中国学术出版的研究课题“中国学术图书质量分析与学术出版能力建设研究”(批准号:14AXW006)、“知识服务升级背景下的学术出版能力评价研究”(批准号:19AXW003),从2014年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图书种数连年增长,2014年16 799种,2015年24 530种,2016年28 093種,2017年3 5 789种。2018年国家出版主管部门开始对新书出版品种数量增长实行调控,当年出版人文社科学术类图书32 531种,出版品种数量开始下降。2020—2022年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人文社科类图书每年出版品种数量保持在3万种左右,加上每年比较稳定的3万种左右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类学术图书,全国最近三四年每年出版的学术图书在6万种左右,约占全部新书年出版总数的四分之一,造货码洋和销售收入约占20%。从出版质量上看,这十年学术图书总体质量逐年提升,学术出版单位综合出版能力(按笔者提出的学术资源整合、学术产品生产、学术产品营销、数字学术出版、国际学术出版五大指标测评) 明显提升,进入前100名的出版单位相对稳定。

研究也发现,中国学术出版目前仍存在诸多困难和不足。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无论是出版业界、科技和人文社科界,还是国家层面,对学术出版功能地位的认知尚未达到其应有的高度,在国家科创体系和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学科、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当中尚无学术出版的身影,学术出版人在学术共同体中往往缺席、缺位。

第二,学术出版尚未成为中国出版的主要业态之一,在整个出版行业规模与收入的占比低(不到20%),业内外影响力不高,导致国家对学术出版的制度性、政策性供给不足。比如,最近几年国家出版主管部门为实现出版高质量发展,对书号过快增长实行调整。但在具体配置书号时并未考虑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学术内容生产持续快速增长、学术出版需求强劲,但学术图书受众面小、再版重印率远低于大众类、教育类图书的客观实际,只按统一比例控制配置书号,严重制约学术出版的增长和发展。

第三,中国学术出版数字化转型、融合出版落后于发达国家和国内其他行业、产业门类,甚至远低于最相近的新闻传播业发展水平,纸质学术出版产品仍是每家出版企业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即便是数字出版能力最强的头部优秀出版机构,其数字产品和服务收入占比仍不到20%,而发达国家学术出版公司大多在70%以上。数据服务、知识溯源、知识图谱大多停留在概念讨论上,尚未成为业界的实际行动。

第四,学术出版的科技投入严重不足,甚至整个中国出版界尚未确立研发投入的R&D概念,更谈不上将之列入财务核算体系。这势必会影响学术出版乃至整个出版行业对科技研发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人才的引进和使用。第五,学术出版人才匮乏,现有国内普通高校教育体系和职业培训体系所提供的人力资源与学术出版人才需求严重不匹配,我在近十年前就倡导的“研而优则编,编而优则研”的学术出版人才“旋转门”机制 至今仍未见落地。

(二)机遇与挑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高质量发展时代要求,赋予中国学术出版新的机遇和使命。

——创新推动的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对创新性、前沿性知识具有巨大的需求,政府和企业的研发投入必然会外溢至学术出版。研究者大致估算,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经费中有5%—8%、科学技术研究经费中有1%—3%会外溢至学术出版。随着国家和社会对科研创新不断加大投入,学术出版份额必然会逐渐增大。学术出版人必须自觉对标国家创新战略,主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

——数字时代带来全球学术出版产业持续增长的趋势,而文化中国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建设,同时又为学术出版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中国学术出版人应积极顺应世界与中国的大趋势,做强做大学术出版业态,进而带动整个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度推进,需要世界更深、更准确、更实际地了解中国发展和中国经验。学术出版人有责任努力提升自身的国际学术出版能力,扩大与国际学术出版界的合作,成为新时代中国国家传播能力建设的主力军,更好地担当起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任。同时,学术出版机构也要改变对外学术出版主要依靠国家投入的状况,通过国际市场做大中国学术出版的份额。

四、推动中国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六大着力点

第一,着力提升学术出版对国家科技创新、文化强国战略意义的认知,努力争取把学术出版纳入国家科技创新、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和国家对外传播能力建设体系。

第二,把学术出版作为推动中国出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抓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包括书号配置适当向学术图书方向倾斜等。

第三,加速推进学术出版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着力拓展学术出版价值链,实现由成果出版商向知识服务商的转变,做强做大学术出版业态。

第四,学术出版机构和学术出版人要自觉把自己置身于学术共同体之中,积极推动并率先践行学术出版规范,在国家科技伦理和学术诚信建设中发挥学术出版者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加大学术出版的研发投入,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尤其是ChatGPT等前沿技术在学术出版中的运用,着力搭建智能编辑平台和以机器翻译为底层技术的多语发表及阅读平台。中国学术出版如果能聚国家和企业之力,整合并训练学术语言数据大模型,必将改写中国知识生产的现有格局,极大提升中国学术出版在国家和行业中的地位,助力国家在当下人工智能国际竞争格局中处于有利位置。

第六,重塑学术出版人力资源和人才教育、培训体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鼓励大型出版集团与高校合作设立学术出版创业职业学院,打通学术研究和学术出版人才区隔,形成“研而优则编,编而优则研”的“旋转门”机制。

(作者系中国出版協会副理事长,云南大学特聘教授)

注释

① 谢曙光,等.学术出版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288.

② 谢曙光.繁荣发展中国学术:学术出版人的责任与担当[M]//谢寿光.中国学术出版十年(2011~202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前言.

③ 谢曙光,等.学术出版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133-138.

④ 谢寿光.中国学术出版十年(2011~2020)[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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