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勤
【摘 要】“Constructive journalism”首次被引入中国学界译为建构性新闻，侧重框架理论，表明用积极态度的文本来选择、加工新闻，阐述意义。当前，更普遍称为建设性新闻，偏重于中国语境，蕴含着创立新事业、增加新设施的进步思维。不论是开始作为推动中非传媒对话与合作的一种理念，还是现在更多研究它在公共卫生事件、突发灾难、电视问政等报道领域的初步实践，对发展的中国而言，以寻求解决方案为出发点，立足未来，强调媒体责任的建设性新闻，更能找到成长空间。
【关键词】建设性新闻；
中国特色新闻学；
本土化；
实现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建设性新闻理念在专题片中的研究与实践》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2021SJA0809）。
上世纪末西方新闻界出现“公共新闻”之后，欧美国家逐渐兴起“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被称之为新一轮新闻改革运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早在1998年就开始讨论建设性新闻的产生问题[1]，本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践行了这种新闻理念。在我国，2014年出现以“建构性新闻”为主题的会议发言稿，近年来，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国外实践历程
建设性新闻理论和实践互动紧密，概念从业界而生，并迅速在学界得到回应又再度回到业界。
说法一：兴起并流行于欧洲（特别是北欧）新闻业界
20世纪90年代，丹麦广播电视台创办每日一期“1999电视系列节目”，为公民提供平台来讨论当前社会问题并参与提出解决方案，为丹麦广播电视台奠定平民主义情节。2008年，丹麦广播电视台新闻部总监乌瑞克·哈根洛普提出建设性新闻理念并创办相关栏目，他强调新闻报道在保证客观真实的同时，应以解决问题为目标，2012年以来，丹麦广播电视台注重打造建设性新闻项目的品质。丹麦第二电视台在2015年正式开设“19新闻”节目，议题贴近民众生活，主持人亲历现场，多平台互动，鼓励受众讨论[2]。
自此，荷兰、英国等媒体相继尝试建设性新闻项目，关注环保、难民、社区建设管理、精神健康、教育、科技发展等议题，扩大弱势群体的范围，从突出帮扶、救济，到开始挖掘该群体自我奋斗、融入社会与贡献等。
说法二：20世纪初，西方读者就开始呼吁建设性新闻
被誉为“新闻学教育创始人”的威拉德·布莱尔在1916年，就表示“建设性新闻应当更有益处、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旧金山居民1919年给报纸写信，希望“努力呈现广受读者欢迎的视角，做好建设性新闻”，可见建设性新闻并非本世纪出现的新名词[3]。
21世纪以来，美国建设性新闻实践继续与“好新闻”“解决之道”“分享式传播”相关联，比如，《赫芬顿邮报》2012年特别设立“好新闻”栏目，打破“坏新闻才是新闻”的选题模式，2015年陆续成立“好办法”专栏，“好办法大挑战”项目，增加积极意义的新闻内容。《纽约时报》开设专栏《解决》，反对消极叙事，营造积极情绪氛围，唤起公众广泛参与社会行动。短视频网站Upworthy为应对点击量暴跌，2016年开始转向制作原创内容，关注有影响力的故事，构建同理心，以唤起公众广泛参与社会行动。
二、主要研究内容
建设性新闻研究的重要对象为公共新闻、积极心理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信息传播、新闻理念、正面报道、疫情报道、社会责任与解决方案新闻。
（一）建设性新闻包含积极情绪和解决方案
2017年，丹麦学者凯瑟琳·戈登斯特和美国学者凯伦·麦金泰尔尝试给出定义，建设性新闻将积极心理学引入新闻生产过程，坚持新闻核心功能，兼顾社会效益和趣味性[4]。凯伦·麦金泰尔受邀参加2019年“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时说，建设性新闻包含积极情绪和解决方案，又同时遵循新闻客观主义，提高受众媒介素养。
（二）数字媒体时代、地球村为其提供空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唐绪军认为，“建设性新闻”前提在于人人都有麦克风，新媒体时代正促进大众传播转向公共传播，建设性新闻发展空间更为广阔，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新闻行动者网络的一员，媒体存在的价值不仅仅是告知，更在于组织各方力量来发现问题、形成解决方法，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行动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认为，“后真相”时代可能让情感共同凌驾于事实之上，“建设性新闻”或许能为全球新闻业提供新思路，权衡客观事实和情绪情感之间的关系。
西方主流媒体习惯采用冲突性的框架来报道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引进了“建设性新闻”理念，会成为我们未来发展重点，进而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
（三）警惕理念风险
台湾著名新闻人何日生教授指出，记者的职责在于“建构”，他们是共同建构社会进步的关键力量，记者不要单纯报道负面新闻，而是要尝试着为负面事件找出正面的典范，建立“报真导正”的新闻原则。
但是，建设性新闻的报道方式可能冲击了新闻客观主义原则，需要警惕的风险在于：记者由事实的“旁观者”转变为社会的“介入者”，可能回归到“传者本位”的思想；
建设性新闻强调建立在同理、共情的基础上，也许只注重停留在受众的情感层面的媒介效应，无法上升到行为层面；
主张“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建设性方案，因缺乏落地性，陷入“心灵鸡汤”的困境，演变为万金油版。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语境下的探索实践
建设性新闻在发展中国家也陆续产生影响，与20世纪70年代开始盛行的发展新闻学相比，建设性新闻依然把促进国家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注重新闻媒介的守望、整合、教育功能，但“建设性”理念更加开放，能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境。
（一）中國媒体探索
在我国，新闻媒体在报道社会问题时，多以希望促进问题解决为目的。1987年6月开始，《经济日报》刊登了有关私人租赁经营公有商店和商铺的连续新闻，编辑部收到1000多件来稿和来信。“关广梅现象”的大讨论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一个标志性事件，对推动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5]。
2013年3月，《湖北日报》开展“我是建设者”大讨论，促进更多的新闻工作者担任起“建设者”使命[6]。2015年4月起，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开设了“暖新闻”专栏，激活正能量，大部分可归入建设性新闻的范畴，之后创办新闻评论栏目《政能亮》和政务访谈节目《政对面》，为其在对策新闻方面积累经验。
2019年5月，苏州广电总台新闻综合频道开播《共筑美好生活——苏城议事厅》，这是一档时政访谈节目，邀请重要人物围绕就业、养老、公共交通、城市建设等话题与观众展开讨论，这是地市级媒体开始加入建设性新闻实践的代表案例。2019年7月，中非启动“建设性新闻与社会发展” 研究项目。
2020年以来，在全球新冠疫情背景下，解困式新闻、方案新闻有了更广泛的现实需求，疫情造成的慢性压力，孤独，抑郁，恐慌等心理健康问题，也使得建设性新闻提倡的正面情感价值更被重视[7]。
（二）中国特色新闻学语境下落地生花
“Constructive”翻译成中文为“建设性的，有益的，有用，建构的”。2014年6月，中国传媒大学学者张艳秋在第二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上，提出将“建构性新闻”作为中非新闻业未来合作新理念，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引入“Constructive journalism”。2020年，张艳秋仍以“建构性新闻推动中非传媒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对话与合作”为章节出现在相关论文中[8]，不过国内学者更习惯用本地化的词语——“建设性新闻”来表述。在我国，“建设”一词始终蕴含着豪迈、奋斗、向往的力量。
2019年11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建设性新闻：理念与实践”论坛，中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新闻的“建设性”，《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特开增刊，发布了17篇关于“建设性新闻”主题文章，该主题在我国的研究和实践自此兴起。
四、本土化实现路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执行院长漆亚林指出，建设性新闻的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新闻质的规定性与意义导向调适机制的缺失；
多元思潮的激荡与民粹主义的高涨；
专业记者的离散与公民记者的涌入等阻碍了建设性新闻的发展。如何走出困境，围绕建设性新闻中国化实现路径的研究将成为下一阶段的突破点。
（一）找到支点推动建设性新闻本土化
国外学者提出“建设性元素”：解决方案、未来导向、多元声音、赋权公众、共同创造社会共识等，这些元素能从我国新闻业务中出现的“社会效益第一”“走基层”“舆论监督”“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正能量”，搭建出共通的枢纽。
1.“耳目喉舌”，强调媒体的守望与责任
国内，梁启超最早明确提出“耳目喉舌论”，指出报纸的作用在于“有助耳目之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新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新闻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基本性质。作为“耳目喉舌”，我国媒体的社会宣传和公共服务属性决定了新闻话语与生俱来的“建设性立场”。新闻工作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做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传播党的政策主张，记录时代变迁，推动社会进步。
2.正面宣传（报道）为主包含积极因素
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报道）为主的基本方针，要用心用情做出让群众爱听爱看的报道，一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汇聚正能量的报道同样能获得高收视率、点击率。正面宣传（报道）为主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概念，而是偏向选择健康、进步、向上的人与事报道，调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对挑战和困难。正面宣传更不是假大空、片面报道，“正面”与“全面”是一致的，绝不能把正面报道理解为片面报道，新闻不仅要准确报道个别事实，也要注重总体真实，真实性也是正面宣传的生命[9]。
3.舆论监督，不止于批评，更要寻找对策
舆论监督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中重要构成，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
2022年11月8日，第32届中国新闻奖结果公布，此次最大的变化在于首次设立“舆论监督报道奖”，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编委王文志认为，此举能提升舆论监督类报道的数量，注重舆论监督报道的形式转向视频化、社交化，回归“新闻本位” “受众本位”。
（二）职业嗅觉与算法并行决策，挖掘选题
职业嗅觉要求新闻工作者始终拥有锐利双眼，能拨开迷雾，保持清醒，使得选题超前，发挥警醒作用，抢占呼唤全社会关注的先机。
而算法则是利用预先编制而成的软件程序，自动完成新闻生产全过程，推进了新闻价值向即时性、标签性、互动性、认同性转变。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克曼认为算法和职业嗅觉，或者感觉、兴趣之间具有相似性[10]，算法新闻从体育、财经、气象等静态性描述领域，将可能进入时政、社会新闻等动态跟进空间，职业嗅觉被转变为各种程序代码，算法设计融入新闻生产环节，算法工程师和记者、编辑一起成为把关人，需要多角度展开合作，在算法中体现新闻专业主义，算法和职业嗅觉共同发现选题，拓展报道的深度和广度、预判内容的传播效果等。
（三）用“向上”与“向善”主导建设性话语表达
为个人和社会福祉做出贡献是建设性新闻的目标，而积极的情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核心。积极的情绪可能是帮助建设性新闻报道实现激励和吸引读者目标的关键因素。
“向上”与“向善”正代表着积极情感、和谐关系，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也始终是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精神力量[11]。向上从个人奋发向上起步，到以家庭发展为中介、直至国家前进。向善即崇德，从好少年、好青年出发，到好公民、好榜样，推动社会前行。新闻要报道凡人善举、感动中国之故事，也要冷静反映人们产生的道德失范行为，反思社会上的诚信缺失行为，以及各种官僚主义、奢靡之风，从而促进健全扬善惩恶的制度。
当下，需要深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研究，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内容，把“补充、拓展、完善”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和建设性新闻理念及实践结合起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的新发展。
注释：
[1]AitamurtoT，VarmaA.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Journalism[J].Journalism Practice，2018（12-6）：695-713.
[2]唐绪军，殷乐.建设性新闻实践：欧美案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15-45.
[3]郭毅.建设性新闻：概念溯源、学理反思与中西对话[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01）：72-77
[4]McIntyre K. &GyldenstedC.ConstructiveJournalism：
Applying Positive Psychology Techniques to News Production.The Journal of Media Innovations，2017（4-2）：20-34.
[5]庆祝经济日报创刊40周年，《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N].经济日报，2023-1-1（06）.
[6][7]王辰瑶，刘天宇.2020年全球新闻创新报告[J].新闻记者，2021（01）：38-56.
[8]张艳秋.以媒体合作促进中非民心相通[J].西亚非洲，2020（02）：41-48
[9]范敬宜.正确理解正面为主的宣传方针 [J].新闻战线，1990（07）：
6-7.
[10]未冬.社会建构现实，不要把新闻跟更大的世界隔绝开来[J].传媒观察，2023（01）：17-23.
[11]倪邦文.推动形成向上向善的强大力量 [N].经济日报，2016-06-15.
（作者单位：正德职业技術学院）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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