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喜，崔占民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433）
随着家庭生活日益卷入金融系统，如何提升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能力，以应对金融风险、增加金融福祉引起社会的关注。面对日益加剧的社会金融化和寿命预期长寿化，如何在金融化世界提升日常生活中的金融能力？如何在日益拉长的生命历程各个阶段做好个体和家庭财务安排，一生免于金融压力和困扰，提升幸福感？金融能力提升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金融能力建设成为一项呼之欲出的社会政策。
金融能力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其内涵从传统强调个体金融知识的重要性到关注金融行为，再转向当下将金融知识与金融行为相综合。[1]在其形成与演化过程中，与金融素养、金融技能、金融行为、金融机会和金融态度密切相关。在大多数文献中，金融能力与金融素养没有进行严格区分。本文统一以金融能力来表述。已有研究主要涉及金融能力的提升、影响金融能力的要素以及将提升金融能力纳入社会工作。
关于金融能力提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方法、责任、主体等方面。有研究发现，教育对于提升金融能力和财产建设的效果显著，受教育者测试前和测试后的调查显示，其态度发生了变化，其金融管理的信心得到增强，同时加强了其对金融能力重要性的了解，使得其金融行为发生改变。[2]此外，金融知识教育可以改善家庭财务的脆弱性，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改善福祉。[3]提升金融能力的责任可分为政府和个人两个层面，近年来金融能力提升的责任已从政府转向个人。因此家庭教育责任得到强化，父母在个体金融能力提升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这一观点为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干预提供了具体的切入点，并为父母提供了积极影响青少年金融知识发展的途径。
同时，金融能力受到文化、心理、个体知识差异性等多方面的影响。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分析金融能力的国别差异来看，在权力集中度高的国家，金融知识的普及程度较低，个人主义的普及程度高的国家则相反。[4]金融知识和态度对财务能力的间接影响显著，凸显了其对金融行为影响的重要性。[5]金融知识在经济上对财富积累具有巨大影响。存款知识、风险知识和债务知识对财富积累有显著影响，而通货膨胀知识和保险知识对财富积累没有显著影响。家庭成员，如配偶对居民金融素养影响较大，配偶学历越高，风险承受能力越高，个人金融素养越高。个人金融素养、配偶的学历、风险偏好和计算能力显著影响家庭和个人收入。[6]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将金融能力提升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到社会工作中，并推动金融社会工作的兴起。社会工作者最初强调节俭，20世纪30年代关注低收入对服务对象的心理影响，现今重新关注提升服务对象的金融能力问题。[7]金融能力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工作需加强吸纳金融和经济方面的内容，这将有助于提升社会工作者改善弱势群体财务状况的服务水平。[8]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社会工作中金融知识的不足，探讨了将金融素养培训与传统社会工作相结合的方法。[9]因此，有必要将金融社会工作的定义进行拓展，有学者因此提出，金融社会工作通过完善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能力和推动资产积累来改善金融福祉，进而推动社会工作服务其他目标的实现，金融社会工作以金融能力和资产建设为核心。[10]
已有研究对深入理解金融能力概念的历史沿革和当代特征做了较为系统的考察，围绕提升金融能力的方法、影响金融能力的要素、推进金融社会工作展开讨论，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已有研究对金融能力本身探讨的比较多，但对时代最新的趋势性特征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甚至有所忽略。金融化作为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其影响超越了经济领域，对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长寿化在可预见的未来对人类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这两个特征成为金融能力提升研究最重要的增长点。已有研究对金融能力的分析，或者侧重知识技能方面，或者侧重个体和家庭的能力和机会的可获得性，维度的单一局限性明显，很难得出影响金融能力的确定性结论。因此，对金融能力采取广泛的视角，从多个基础性维度提出三维或者多维综合性分析框架十分必要。
本文拟在分析金融化和长寿化对个体和家庭金融能力挑战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基于中国本土化金融能力提升的分析性框架，然后进一步探讨金融社会工作介入金融能力提升的路径。
(一) 金融的利益分配机制与金融化加剧
金融是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交易。金融实现的是一种全局性的、表面上看似非零和博弈的利益及资源配置关系。相对于其他方式，金融更能快速汲取资源和实现资源配置，并且量级和能级都是其他途径难以匹敌的。在金融系统中，其利益分配机制具有独特性和复杂性。在本质上，金融系统是一种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同行为者之间并非经济意义上平等的市场主体，而是不同权力结构层级的人格化呈现。同时不同行动者的利益和偏好形成也取决于金融系统所处的政治环境、社会结构以及历史文化形态。金融系统的利益分配机制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比如货币增发带来的所有人名义收入提高，但是不同群体在其中的得失相异。此外，在金融社会的形成过程中，利益分配呈现出显著的金融化特征。财产性收入大于工资性收入趋势增强，股东权益价值最大化理念兴起，公司管理层收入与普通工人收入增速失衡。这些特征与货币增发共同促进了金融的分配机制和利益格局的形成。
金融作为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进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金融与其社会制度相互塑造。但是，金融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核心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化加剧才出现的。金融化意味着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主体、金融体系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11]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体系发生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金融化三大变化，其中金融化是主导力量。[12]金融化加剧表现为在西方国家金融化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宏观上对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的心理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大宗商品金融化，指数金融化，居住和所有权金融化；
金融资本操控民主和选举权，主权国家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运动；
人们对金融产生盲目崇拜的心理。金融化加剧还表现为对国家领土范围的超越，在我国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以来，特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化不断加速，从衡量金融化程度的一些指标，如M2/GDP、金融市场规模和金融资产总量、金融业的利润率、金融资产/居民总资产等来衡量，中国金融化程度已经位居全球前列。[13]此外，我国金融化加剧还表现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债务规模空前扩大，其中尤以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增长速度最快。中国经济与社会金融化起步晚，速度快，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就达到甚至超过了部分欧美发达国家。
金融化加剧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理解。从宏观层面而言，金融化导致金融系统成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核心，金融的逻辑统摄经济社会逻辑；
从微观层面而言，日常生活日益主动或被动卷入金融化，日常生活的逻辑也逐渐遵循金融逻辑，抑或受制于金融逻辑。由此，自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一种金融社会形成了。[13]
(二) 金融社会中的金融脆弱性问题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化的政治社会后果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其中面对日益金融化的世界，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如何提升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能力，更好地在金融化世界中体面地、可持续地生活显得至关重要。
第一，在金融社会中，弱势群体的范围更加广泛，且人员构成呈现动态变化。在工业社会中，失业群体以及一些特殊边缘群体成为特定的弱势群体。相对于工业社会，在金融化不断加剧的当代，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问题波及的人群更加广泛。在金融化场域中，每个个体和家庭都被金融化裹胁，都会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化背景下的每个个体和家庭都是“弱者”。不同阶层的群体都面临不同程度的金融风险，其金融福祉都需提升。这意味着在金融化场域中，弱势群体与工业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便是公务员、教师、企业白领这些中等收入群体，面临日益加剧的金融化，其个体和家庭金融风险也不断增大。例如前几年P2P(Peer-to-Peer或Person-to-Person，即个人对个人，下文简称P2P)网络借贷平台经过野蛮生长后，开始相继暴雷，涉及群体多为中等收入群体。虽然没有公开投资者和投资金额数据，但是从舆论所爆出来的天量级案例可以窥一斑见全貌。媒体将这些投资P2P网络借贷平台的受害者称为“金融难民”。庞大的“金融难民”背后是其家庭面临巨大的金融脆弱性问题。从对皮凯蒂关于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劳动收入、资本占有、总收入不平等的统计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收入最上层的比例一直在增长，而中间和最下层的比例都在减少，呈现出动态的趋势性变化，并且各层级间同样呈现动态变化①，社会阶层之间或“人民”与“精英”之间从来不会泾渭分明。[14]这种社会总体展现出层次的动态变化趋势，是金融社会中金融脆弱性的鲜明表现。
第二，在金融社会中，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能力是应对金融脆弱性问题的关键。在工业社会，失业风险是导致个体和家庭金融脆弱性问题的主要原因。由此，提升就业能力、加强失业保障成为个体和家庭应对失业风险的主要措施。在日益金融化的金融社会，除了一般的失业风险外，金融问题成为造成个体和家庭金融脆弱性的主要原因。普通个体和家庭在金融社会中一般处于先天的弱势地位。金融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个体和家庭如果不具备相应的金融能力，安排好生活的财务活动，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压力，甚至金融困境，进而影响其生理和心理健康、家庭关系、社会交往等方面。与此对应，个体和家庭具备较强的金融能力，则能在资产保值和增值方面获得较大优势，在危机预防上未雨绸缪，使个人和家庭在金融社会中处于竞争优势，获得较好发展，从而可以极大地避免金融脆弱性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第三，各国居民整体金融能力有所欠缺，无力应对金融化带来的严峻挑战。根据利率计算、通货膨胀和风险分散三个指标，对美、德、法、日、瑞士、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俄罗斯等十个国家居民的金融能力调查发现，能全部正确回答三个问题的被调查者比例分别为，美国30%，德国53%，法国31%，日本27%，瑞士50%，瑞典21%，澳大利亚43%，新西兰24%，加拿大42%，俄罗斯3%。[15]事实上，这三个指标远不能体现金融能力的全部，并且只是金融能力衡量中比较基础的。即便如此，调查的结果也不容乐观。在金融业发达的美国，仅有三成被调查者能全部答对三个问题。美国在对2008年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次贷危机进行反思时，也深深地认识到居民金融能力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如美国总统金融素养咨询委员会认为：“虽然本次危机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公众缺乏金融素养是根本原因之一……可悲的是，太多美国人在预算资金、理解信贷、投资车辆或者利用银行系统方面，缺乏最基本的金融技能。”[1]随着中国金融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居民的金融能力得以提升。但是整体而言，其金融能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如“在基础金融知识方面还存在不足，并且在金融行为、金融技能的不同方面体现出较大差异，如对分散化投资等基本常识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投资的收益预期呈现出非理性特征，易出现非理性投资行为等”[16]。
(一) 长寿时代的来临：期望寿命不断提升
“二战”以后，整个人类期望寿命不断提升，人类社会快速进入长寿化时代。全球平均期望寿命已由1950年的47岁增加到2020年的73岁，预计在2065年将超过80岁。[17]发达国家的期望寿命提升速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日本的期望寿命已经高达83.7岁，位居发达国家第一位。瑞士、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期望寿命也都超过81岁。②
1949年以后，中国期望寿命增长速度非常快。1949年，中国期望寿命为35岁，1957年提升至57岁，到1981又增加了11年，为68岁。2020年，中国期望寿命为77.3岁，③基本向发达国家期望寿命靠拢。由此可见，人生七十古来稀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迎来了长寿时代。
长寿化与少子化、老龄化成为全球各国的人口发展趋势。长寿化和少子化、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融可持续性挑战值得关注。当前和未来，中国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2021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 73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 056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2%。④这意味着中国从老龄化国家进入老龄国家行列。2021年出生人口1 062万人，为建国以来出生人口最少的一年。根据近年来出生率和死亡率趋势推断，2022年将开启中国人口负增长时代。⑤基本可以预计，这个趋势短期内很难逆转。少子化、老龄化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带来挑战和压力。一方面，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养老压力的代际支持不断弱化。现行的养老金制度本身是靠代际支持获得可持续性的。另一方面，家庭对养老的支持功能被大大弱化，养儿防老模式也难以为继。
(二) 百岁人生规划与金融可持续安排
面临长寿化、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挑战，贯彻整个生命历程的金融安排成为人生规划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伦敦商学院教授琳达·格拉顿和安德鲁·斯科特在《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中提出七个预言。其中一个预言为人类进入长寿时代，活到100岁成为大概率事件。⑥当然，具体是否精确到100岁这一具体年龄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书指出了人类日益长寿化这一趋势。具体到个体和家庭而言，面临百岁人生，如何规划各个人生阶段的金融可持续成为一个重大挑战。该书预言，原来的求学—工作—退休的三阶段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多阶段人生格局。在多阶段的人生格局中，对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进行可持续安排将成为时代课题。
在百岁人生中，多层次养老金融安排尤其重要。在三阶段人生模式中，暗含的逻辑是工作期间积累的养老金以及其他财富能为退休生活提供预期的财务保障。随着长寿时代的来临，传统养老金对老年生活的财务保障功能大大弱化。近三十年来，美国迫于社会保障的压力，开始积极推动金融教育，旨在提升公众的金融能力，缓解养老金不足的压力。由于美国金融业发达，通过多方努力，多层次的养老金融安排逐渐形成。“虽然美国国民储蓄率只有18.7%，但居民通过个人养老账户(IRA)等形式持有了相当于美国GDP总量140%的养老金财富，居民储蓄有效转化为养老金财富并成为资本市场长期资金的重要来源。”[18]日本“团块世代”陷入养老困境，从反面说明多层次养老金融能力的重要性。“团块世代”专指日本在“二战”后(1947—1949年)出生的一代人，因新生儿“一团似的”集中出生而得名。这一代人基本就是三阶段人生模式的典型代表。在工作期间的前半段适逢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后半段又遇到股市和房市泡沫破灭后的经济停滞。部分“团块世代”群体退休后面临养老金不足、储蓄不够和下一代无力供养的困境。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逐渐成为中国养老金的三大支柱。但是基本养老保险一枝独大，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严重不足。
面临日益增长的期望寿命和传统养老金功能的弱化，个体和家庭亟须提升金融能力，利用金融市场等方式增强个体和家庭的金融可持续性。学术界从需求的角度出发讨论金融能力对退休规划和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16]长寿时代的来临不仅要求个体和家庭为应对老有所养而提升金融资产安排能力，而且要求整个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都要注重金融可持续性。由此看来，百岁人生下的多阶段人生格局对金融能力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
(一) 金融能力提升研究和实践三大基石：金融化、长寿化和本土化
如前所述，金融化和长寿化从横剖面和长时段对个体和家庭作为行动者提出了更高的金融能力要求。在金融社会和长寿时代来临的背景下，提升金融能力，解决个体和家庭金融脆弱性问题，促进金融可持续安排，是新形势、新变革带来的新挑战和新要求。与金融化和长寿化作为背景“逼迫”金融能力提升不同，本土化强调通过主动提升金融能力，使金融社会工作与国家政策、居民意愿、价值导向构成的国内环境相适应。金融能力提升研究要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实践层面需要尽快制定和实施金融能力提升战略。金融能力提升研究和实践都需要基于金融化、长寿化和本土化三大基石。
学术研究和实践存在金融化与长寿化的分野，同时忽略了本土化基石。其一，从金融化的角度开展金融能力提升研究和实践，注重当下日常生活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福祉获得，忽略了长时段和全寿命周期的视野。其二，从长寿化的角度开展金融能力研究和实践，注重退休后养老金的保障，忽略了生命历程中其他阶段的金融议题。其三，金融能力的研究和实践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国内后，理论上先后涌现出一批关于金融能力提升的研究成果，实践上也有一些创新性举措，但是整体而言，其本土化还远远不够。虽然有一些基本金融能力可以跨越国界，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是由于金融系统在各种运行机制中表现不同，金融社会中政治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存在差异，因此为更好地适应本国金融环境和市场，金融能力的本土化尤为重要。
(二) 金融能力提升的主体性：理性人假设新悖论
经济学将参与市场行为的“普通人”视为主体。主体性是指主体的某一方面特性。基于对“普通人”理性程度、能力范围、个性禀赋的不同假设以及视角的转换，形成了不同的主体性悖论。主体性悖论不断演化发展，推动了经济学基础的变革。经济学基础的第一个变革是从“理性人”假设开始的。
第一，从“理性人”假设悖论到“有限理性”的主体性变革。“理性人”假设认为，每个经济活动中的普通个体都是理性的，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主体作用。金融能力提升的关键是每一个普通个体行动者作为主体积极参与。在面临金融化和长寿化的挑战时，实践层面要求每个普通行动者变成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然而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其“理性人”假设备受质疑。其中一个重要的质疑就是现实中普通人在决策时信息是不完备的，因此很难理性决策。经济学家西蒙据此提出的有限理性假设为经济学分析模型奠定了新的基础。⑦
第二，从“理性人”假设悖论到“非理性”的主体性变革。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的兴起对“理性人”假设又提出了更强有力的质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认为，按照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定，个体和家庭金融决策者要做到完全理性，需要具备爱因斯坦一样的智商、计算机一样的记忆力和圣雄甘地一样的意志力。他批评经济学家构建的模型假定全世界经济行为者是由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专业人士构成。比如“在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设中，人们会根据一生财富积累情况安排每个人生阶段的消费。该理论不仅假设人们十分睿智，能够进行所有必要的计算，比如能赚多少钱、能活多久等，并会做出理性的预测，还假设人们拥有强大的自我控制能力，能够确保执行最优的方案”[19]。因此，他主张将普通人放入经济学分析的重要位置，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基于非理性的动机进行决策，是受喜怒哀乐等各种兴趣影响甚至支配的“有血有肉”的人。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假设的批判主要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并赋予行动者更多的阶层、性别、族群等主体性内涵，目的是使学术分析的起点更符合现实。
第三，从“理性人”假设悖论到“全知全能”假设的新悖论。行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对“理性人”假设的批评主要基于其理论分析假定与现实的悖论。值得注意的是，当人们在讨论金融能力议题时，“理性人”假设又面临新的悖论。金融化和长寿化时代的来临，要求普通人像“理性人”一样“全知全能”，具有强大的信息分析能力和长期判断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新的挑战，才能更好地利用金融手段提升生活保障和幸福感。一方面，在对金融能力进行学术研究时，必须基于对普通人真实状况的分析，否则很多研究将沦为无源之水和无基之石。一些关于金融能力的学术研究将一些群体的经济和金融困境简单归因于金融知识匮乏和金融能力不足。这些研究过于强调普通人的主体能力，假定这些人都具有较强的学习金融知识的动机和能力。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提升不同群体的金融能力时，一定要基于特定群体的现实特征采取特定策略，否则容易忽视普通人的主体性，而采取填鸭式的形式主义策略，其效果难以评判。
(三) 金融能力操作化的三种理论框架整合：机会、效能与同一性
金融能力概念的界定和操作化是金融能力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很多文献中，金融能力与金融素养被混用。事实上，不同理论框架所指代的金融素养差别很大，本文统一采用金融能力的表述。金融能力理论并没有形成较为稳定的理论流派，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所强调的金融能力也各不相同。总而言之，从金融能力操作化的角度可以将金融能力理论归纳为三个分析框架。
首先是以美国社会工作学者谢若登等人为代表提出的金融能力—机会理论。该理论影响最大且自成体系，借用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能力理论，强调微观个体金融知识、技能和宏观金融服务机会的互构。“金融能力是指个体的金融知识技能与他们所能享有的金融服务之间互促的一种状态。个体只有在拥有金融知识技能，同时享受符合他们需求的金融服务的前提下，才拥有金融能力。普惠金融服务与金融知识和技能是实现金融能力的两个前提，两者缺一不可。”[10]在金融能力—机会理论视角下的研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金融化主题，认为金融能力是人们在金融市场上为了规避日常生活风险，运用掌握的金融知识和技能进行必要投资，以满足自我福利需要的能力；
另一方面是公民权主题，强调的金融能力是确保人们获得适宜的金融服务的能力与机会，从而摆脱贫困，充分享有自己的公民权。[20]该理论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引发了中国社会工作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对金融能力议题的关注，基于中国现实从理论上阐述和发展了金融能力—机会理论。⑧
其次是班杜拉(Bandura)自我效能理论视野下的金融能力—效能理论。该理论强调个体运用金融知识和金融技能，通过金融参与实现预期行动目标的主观评价和感受。[21]金融行为是金融能力的核心要素，金融行为的前提和基础是个体的金融态度。因此，个体的金融态度对金融能力的形成至关重要。金融行为与金融态度相互影响。金融态度的形成受制于经济和非经济观念，这些观念是行动决策过程的重要因素。[22]与金融能力—机会理论不同，金融能力—效能理论强调个体对金融的认知、态度、观念对金融能力形成的重要性。金融系统及其运作的核心要素具有明显的社会学性、文化性……金融并不能脱离具体的情境和历史条件的影响，金融行为和金融制度深深地受到社会学家所关注的研究方向和研究变量的影响。⑨这一理论启示我们，在提升金融能力过程中一定要从当事者的角度审视金融系统、金融行为和金融能力。
最后是基于贝尔松斯基(Berzonsky)的同一性风格理论视野下的金融能力—同一性理论。该理论强调在金融能力框架下，金融态度、知识和行为具有同一的认知建构和信息加工过程。[23]金融能力的提升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得到快速实现的，必须将之纳入个体整个能力形成系统之中。金融知识、金融态度和金融行为之间具有内在同一性的逻辑，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这一理论启示我们，不能仅仅强调金融能力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应该从基础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构建金融能力提升方案。
金融能力的三个分析框架各自强调的维度不同，机会、效能和同一性共同构成了金融能力提升的综合分析框架。这三个维度构成了从微观到宏观不断提升的一个总过程，从个体效能到能力结构再到机会结构(如图1所示)。第一，从个体与社会维度来看，注重提升个人金融能力的同时要强调金融社会建设，为金融能力的实现提供结构性机会。金融系统虽然具有跨国性的全球影响，但是其地方性特征不容忽视。不同国家金融系统的利益分配机制差别较大，提升金融能力、建设好的金融社会必须基于本国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第二，从个体能力的同一性维度来看，金融态度、金融知识和金融行为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一致性和关联性。金融能力的提升需要三方面的耦合，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偏废。需要强调的是，金融态度、金融知识和金融行为的同一性在各国表现不同，呈现出特有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特征。当前，亟须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特征角度构建金融能力的同一性。第三，从个体与金融效能的角度来看，个体作为金融能力的主体，强调个体对金融的主观体验和对金融的掌控感。简而言之，金融态度、金融知识和金融行为与外部机会相勾连，具有互构关系。主体效能体现了主体对金融的体验感和掌控感，决定了金融能力提升体系的全过程。主体效能也不是一个超越历史、文化和社会的概念，不同国家公民使用金融服务的主体效能受金融系统、阶层结构、地方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图1 金融能力提升的机会—效能—同一性分析框架
(四) 金融能力提升与金融社会建设的一体化
金融能力—机会理论一方面强调个体金融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强调个体享受金融服务机会的可获得性。这一理论启发我们，金融能力提升要与金融社会建设勾连起来，形成一体化的合力。金融社会不是中性的，它有好坏之分。好的金融社会强调共享和赋能，坏的金融社会呈现攫取与限制的取向。好的金融社会或者坏的金融社会不是自发形成的，它一方面是金融场域中主要行动者反复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是政治和社会结构的体现。
好的金融社会建设首先就是确立建设的目标：共享和赋能。按照共享和赋能目标重构金融体系，评价金融系统的运行，关注金融资源的分配机制，构建新金融利益格局。一个好的金融社会为个体金融能力提升提供了平等的机会，打破了原有的很多歧视性限制。金融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好的金融社会，可以通过构建以资源共享、要素共享、利益共享为特征的金融模式，共享金融服务。其中普惠金融是共享最重要的实现方式。同时每一个个体金融能力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好的金融社会建设。通过提升个体金融知识、金融意识、金融行为、金融技能和加强家庭资产的规划与安排实现金融赋能和财富积累，从而为社会建设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基础。如前所述，好的金融社会不会自动形成，它是具有金融能力的千万个普通个体共同努力奋斗和争取的结果。由此看来，金融能力提升的学术研究和实践推进都要积极融入金融社会建设过程之中。
一直以来，主流的社会工作主要聚焦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减灾救灾、公益慈善、优抚安置、社区建设、扶贫开发、就业服务、教育辅导、卫生服务、司法矫正、人民调解、人口计生、信访调处、青少年服务、残疾人服务、为老服务、婚姻家庭服务等方面。[24]近年来，金融社会工作成为社会工作的一个新领域。金融社会工作是指“通过完善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能力和推动资产积累来改善金融福祉，并进而推动社会工作服务其他目标的实现”[10]。相对于其他领域的社会工作，金融社会工作起步比较晚，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定位、具体工作内容、介入路径、效果评估等方面还在探索之中。
金融社会工作的核心目标是改善个体和家庭的金融福祉。金融福祉的具体内涵具有阶层、性别、族群等方面的差异。整体而言，美国金融保护局曾经将金融福祉操作化为四个部分：一是具有对日常家庭金融(比如支付房租、水电等日常开销)的充分控制，能够满足基本生活需求；
二是具有一定的金融自由，享受生活(比如可以适当享受非日常需求的爱好)；
三是具有抵抗短期金融风险的能力(比如失业)；
四是具有实现长期金融发展目标的能力(比如为购房、创业和退休积累资产)[25]。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马克思异化理论所提示的，要防止金融异化。金融的主旨是让生活更美好，而不是将生活陷入更加不稳定和更加脆弱的被金融绑架的境地。比如P2P网络借贷平台发展的初衷是让众多被排斥在主流金融体系之外的民众享受金融服务，满足其资金需求，但是最后却演变成为“金融难民”的生产基地。金融社会工作通过提升金融能力，形成个体与金融的良性关系。金融要服务于人的多层次需求和发展。
金融社会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提升金融能力。金融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提升服务对象的金融能力。金融社会工作者在其中的角色定位需要进一步讨论。一个经常被社会误解的职能是直接帮助服务对象理财和赚钱。在金融社会工作者的介入下，个体和家庭的金融能力得以提升后，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改善金融福祉。但是，金融社会工作者的使命不能被定位于为服务对象赚钱。个体和家庭通过金融市场工具投资，意图赚取一定收益，这是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和扮演的角色。金融能力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赚钱能力。这是金融社会工作者在提供服务时往往被质疑或者标签化的地方。“在活跃的、充满风险的金融领域，社会工作者面对被裹入金融市场的贫困群体，可能做的不是对参与金融市场活动的贫困群体的物质(金钱及资金替代物)帮助，而是增强他们的金融能力[26]。金融社会工作者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赋能者。这与社会工作的理念“助人自助”是一脉相承的。当然，金融社会工作者的金融能力对工作开展的成败至关重要。通过美国金融社会工作的实践发现，金融社会工作者的金融能力提升非常重要，也是广大金融社会工作者的迫切需求。我国近年来的实践反映出金融社会工作者金融能力不足的问题。
专业金融社会工作者和金融社会工作机构是提升金融能力的重要力量之一。对整个社会而言，金融能力的提升仅仅依靠专业金融社会工作者和金融社会工作机构远远不够。“从金融社会工作的服务主体来说，其主要分为政府相关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公益组织、非金融类企业组织四大类。”[27]除了专业的金融社会工作机构和金融社会工作者之外，政府是提升金融能力的重要力量。面临金融化和长寿化对个体和家庭金融问题带来的挑战和冲击，国家需要实施金融能力提升战略，动员各种力量投入到公民金融能力提升之中。国家应进一步实施普惠金融战略，改革金融体系，发展统一的资本市场，根除金融排斥制度，为金融能力提升提供可及的机会。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企业特别是金融企业也是公民金融能力提升战略中的重要参与力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推动金融能力提升的实践和行动都可以称为金融社会工作。金融社会工作机构是链接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提升金融能力的重要平台。专业的金融社会工作者是其中关键的行动者。
整个社会金融能力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是随着金融不断变革而变化的，甚至是没有终点的。金融社会工作作为推动金融能力提升的主要力量，要从四条路径推进。
第一，培养一批金融社会工作者和建立一批金融社会工作机构。金融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但是金融社会工作者还比较少，金融社会工作机构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因此，应在政策的支持下，全社会共同推动金融社会工作人才和机构的建立和发展。鼓励金融与社会学交叉学科的强化和增设，为金融社会工作培养储备人才。支持金融机构与社会工作组织合作搭建平台，增加金融社会工作机构数量和提升服务供给。
第二，以金融教育为抓手，推动金融能力提升。国外金融教育实践表明，金融教育是提升金融能力的主要路径。据美国的金融教育实践测算，对受教育水平最低的消费者来说，在进入劳动力市场前接受金融教育的收益相当于他们最初财富的82%，对具有大学教育水平的人来说,这个收益为56%。[28]一方面要推动金融教育，在大中小学校开设相关课程，普及金融知识，形成正确的金融观念和金融行为。另一方面要开展公益性金融讲座等活动，增加社会中坚人员学习金融知识的机会，培养其金融参与能力和参与度，确保个体的财富保值、增值。此外要针对老年人、低收入群体等特定群体开展系列稳增长的低风险金融教育。
第三，组织力量编撰和发行金融能力提升指南手册。金融能力一方面包括跨越国际、跨越阶层等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具有很强的地方性特征。不同特征群体的金融需求不同，面临的金融问题也迥异，因此对其金融能力的要求也各不相同。不同生命周期人群的金融能力提升重点的差别比较大。因此，需要将编撰金融能力提升指南纳入金融能力提升计划，制定时间节点，指定专人负责。组织抽调专业人员研究实施此项工作，参照现有国内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科学合理地实施编撰工作。对金融社会工作的定位、职责、内容等重要因素进行专家论证，积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完成高质量、操作性强的专业指南。在调研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群体制定相应的金融能力提升指南，为金融社会工作者和非专业人士提供指导。
第四，探索金融能力提升的效果评价体系。金融社会工作介入金融能力提升需要效果评价给予反馈，这样才能逐步改善工作方式和方法，更好地实现工作目标。金融能力提升效果评价的困难在于其具有长期性。金融能力的提升效果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很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应开展金融服务能力提升相关材料数据收集工作，建立材料积累的长效机制，通过数据积累对金融能力提升进行客观准确描绘、分析和评判。找出关键要素，发觉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具备准确衡量金融服务能力的指标体系 ，逐步建立和完善其评价体系。
总体而言，在金融化和长寿化叠加背景下，个体和家庭的财务状况变得更加脆弱，更加需要不断提升金融能力。金融能力理论需要进一步整合机会—效能—同一性分析框架，为金融能力提升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作为提升金融能力主要力量的金融社会工作亟须大力发展和迫切破题，推动全社会实施金融能力提升战略，最终实现每一个个体和家庭金融福祉的提升。
注释
① 数据分析参照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第251页中表7.1不同时间空间下的劳动收入不平等；
第252页表7.2不同时间空间下的资本占有不平等；
第253页表7.3不同时间空间下的总收入不平等(劳动和资本)。该书由中信出版社2014年出版。
② 数据来源于《世界卫生统计报告》(2019):日本总体寿命预期83.7岁，瑞士总体寿命预期83.4岁，英国总体寿命预期81.2岁，法国总体寿命预期82.4岁，澳大利亚总体寿命预期82.8岁。
③ 数据来源于world bank online database 和2020年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nhc.gov.cn/guihuaxxs/s10743/202107/af8a9c98453c4d9593e07895ae0493c8.shtml。
④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 ml。
⑤ 根据当前人口数据趋势得出预测性结论。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202/t20220227_1827960.html。
⑥ 根据琳达·格拉顿和安德鲁·斯科特主编的《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的第27至29页内容得出的结论。该书由吴奕俊翻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出版。
⑦ 国内关于西蒙有限理性思想的讨论较多，有代表性的可参见戴正农. “满意化”和“适应性”: 西蒙有限理性思想探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1(6): 25-31.
⑧ 2018年以来，中文期刊上发表系列金融社会工作和金融能力议题的论文，大多数学者都采用金融能力—机会分析框架。
⑨ 根据塞蒂娜、普瑞达主编金融社会学手册综合得出的结论。塞蒂娜、普瑞达. 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 艾云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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