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 巍 李绪兰
（1.山东交通学院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7；
2.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8）
2020年，为纪念蒲松龄诞辰三百八十周年，我们撰写了《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一文，针对蒲松龄晚年赴青州府应试岁贡一事，结合蒲松龄的诗文对其考贡年份、路途行程和当时年景等进行了考查论证，试图解决聊斋学研究界几个尚存争议的问题，其中涉及蒲松龄过访的李之藻（字澹庵）别业的具体位置。拙文在《蒲松龄研究》2020年第3期发表之后，得到张崇琛先生的回应，他撰写了《蒲松龄老友李澹庵的别业究竟在何处》一文，发表于《蒲松龄研究》2021年第2期。张崇琛先生认为，蒲松龄老友李澹庵别业所在的官庄位于现今青州市弥河镇官庄村。但我们经过查证后发现，张崇琛先生的论据没有一条符合蒲松龄在诗中所写，比如“因为官庄就在弥河西岸不远处，而其河水的流向也正是自东南向西北”等，皆与实际不符。我们根据张先生的回应和提示继续查考之后，仍坚持在《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一文中提出的推论规则，进一步断定，蒲松龄在致李澹庵信中所提到的“官庄”是当时长山县的官庄，即今天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村。下文我们再进行一定补充论证，继续明晰蒲松龄过访的李澹庵别业的具体位置，同时兼作对张崇琛先生回应的答对。蒲松龄不但与李澹庵交往，并与诸城遗民集团产生联系，还受到明代遗民作品的影响，创作了几篇聊斋小说，与蒲松龄有过交集的王士禛（1634—1711）和施闰章（1619—1683）等朝廷官员也多与明代遗民交往，所有这些能够表明蒲松龄不仅在创作《聊斋志异》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受到了明代遗民的影响，而且能够证明蒲松龄具有比较明显的民族思想。
关于蒲松龄诗词的史笔特征，我们在《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一文中有所阐述。蒲松龄的诗词常因境写情，率性而发，真情实意，质朴平实，有杜诗之风，因而多有史笔。
王士禛在评蒲松龄的《挽淮阳道》时说“起语陡健”“苍老几近少陵矣”，清嘉庆十五年（1810）提督山东学政的张鹏展（1759—1827）①关于张鹏展的生卒年，学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未能确定，卒年1840年说讹传尤广。2018年，广西大学文学院廖善维在《广西地方志》发表《张鹏展的生卒年考辨》一文，考辨认为张鹏展当生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于道光七年（1827），考辨论证较为充分，其说可从。在《聊斋诗集序》中评价聊斋诗“因境写情，体裁不一，每于苍劲刻峭中，时见浑朴，与《志异》笔墨蹊径略殊”。[1]297聊斋学大家袁世硕先生认为，蒲松龄的诗作基本上是缘实事实情而发，直抒其感受和体验，一切照实写来。
蒲松龄晚年赴青州府考贡返回途中还绕道去了李澹庵的别业，但李澹庵回了武定（今惠民县）老家，蒲松龄因此作《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正是这首诗为我们提供了李澹庵别业的大体位置，诗中有“年来停云淄青界，佛阁高敞僧舍幽”“君驰百里犹庭户，我去先作跋涉愁”“迂道过门失初望，心逐河水西北流”等句，完全是写实的笔墨，能够为我们勾画出蒲松龄绕道过访李澹庵别业的行迹。
在撰写《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一文的过程中，我们曾参考张崇琛先生的文章，虽然“官庄”有蒲松龄致李澹庵的书信可以为证，但张崇琛先生说的“青州官庄”结合蒲松龄的诗却无从查考，我们因此质疑，也有把问题抛诸学界之意。张崇琛先生很快就撰文作出回应，认为官庄位于现今青州市弥河镇，因为“这不但有着蒲松龄致李澹庵的书信可以为证，而且其地理特征亦与蒲松龄诗中的描写相吻合”。[2]20
根据蒲松龄的诗，我们可以得知，李澹庵别业的位置位于“淄青界”，附近的河流具有西北流向段，根据“君驰百里犹庭户”的诗句来看，李澹庵别业距离蒲家庄的单向里程在百里以上，综合这些条件，我们认为在《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一文中的考索具有合理性，而青州市弥河镇的官庄则不符合以上条件，对于张崇琛先生的青州市弥河镇官庄说，我们不敢苟同。
我们在撰写《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一文时注意到张崇琛先生“青州官庄”的说法，但又难以确定其位置，因此提出疑问。笔者籍贯青州市，在上小学之前还叫益都县，是桑梓之地，因此也很希望李澹庵的别业就在我们青州地界，这样就有了蒲松龄过访李澹庵别业的一段交谊，也能给后人留下一段风雅文事。但通过蒲松龄的信很难断定官庄位于当时的青州府，根据蒲松龄的诗也很难得出官庄位于青州市弥河镇的结论。
张崇琛先生提到“官庄”是蒲松龄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写给李澹庵的信中所说，这自然没有问题，因为蒲松龄的诗词都是多用实笔，更不用说写给挚友的书信了。但蒲松龄在信中并未说官庄在青州府辖区，我们现在要确定官庄位置只能根据蒲松龄的“年来停云淄青界”等诗句来确定。现在我们依然认为“淄青界”离当时的淄川县辖区不远，我们在撰文时根据蒲松龄的诗大体推测“李澹庵的别业位于当时淄川县浮山驿至长山县绳村孝妇河西北流向段的范围之内，而且很可能位于长山县境内”[3]51，但没有注意查考附近有无官庄。
现经张崇琛先生撰文回应和提醒，我们又仔细查考发现，在蒲松龄和李澹庵的时代，长山县也有一个官庄，即今天长山镇的官庄村，孝妇河在这里有西北流向，现今距离蒲家庄路程的公路里程有百里左右，而明清时期的一里要比现在的一市里（500米）要短，在蒲松龄的时代这段距离必定超过百里之数，因此当时从长山官庄至蒲家庄的距离比较符合“君驰百里犹庭户”的说法。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今天周村区的大部分都属于长山县，现周村区的二十里铺村是因为村距长山县城二十里而得名，若从现今长山镇官庄村算起，至周村区二十里铺村有23里左右，从二十里铺村至张店区浮山驿村有35里左右，从浮山驿至蒲松龄故里蒲家庄有42里左右，恰好是百里左右。这条路线大约就是清代淄川至长山的驿路，当时的路程恐怕还超过百里。因为据专家估算，周秦时期的一里也就相当于现代的415米左右，以后只是略有变更，至南宋是423米左右。在明清时期大部分时间内，一里都少于现在的500米，直至清光绪年间才重定度量衡，以五尺为一步，两步为一丈，180丈为一里，一尺相当于现代的0.32米，一里在576米左右。1929年民国推行计量改革以来，一里特指一市里（500米），旧称一华里。张崇琛先生说“当然，即便是绕行，青州至蒲家庄间也不过百余里，这也就是蒲诗所说的‘百里奔波第此程’？”，恐怕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里需要注意“程”字。何谓“程”？徐松《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云：“程无里堠，但晨发至夜谓之一程。”历史地理学专家蓝勇教授在《对古代交通里程记载的运用要审慎》一文中说他通过多年考察证明，山里人所言一里一般比实际一里更短的。这大概是古人记山区里程多以“程”记的重要原因。[4]139况且，沿着当时的驿路从青州府治所在的益都县城绕道去弥河官庄，再沿着驿路至浮山驿再返回蒲家庄，大约是从现在青州市益都街道去弥河镇官庄村（50多里），然后从弥河镇官庄村至浮山驿村（140多里），再回蒲家庄（40多里），即便是沿着最短的路线，里程已经远超二百里，而且蒲松龄时代的里比现在的华里（500米）距离还要短些，因此“即便是绕行，青州至蒲家庄间也不过百余里”之说必定计算有误。“百里奔波第此程”所说的“百里”恐怕指从当时青州府治所在的益都县城至蒲家庄的里程，同时强调了蒲松龄当时从早到晚都在赶路。
综上，我们认定蒲松龄信中所说的官庄是当时长山县的官庄，即今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村，而不是现今青州市弥河镇的官庄村。我们在感谢张崇琛先生回应提示的同时，仍然坚持在《蒲松龄青州府应试岁贡管窥》一文中提出的考索规则并进一步补充说明。
我们查询后发现，官庄是各地比较常用的村名。比如，青州市弥河镇有官庄村，邹平市长山镇有官庄村，其西不远处还有一个西官庄，现今淄博市张店区的官庄社区（原来也叫官庄），周村区也有个官庄，博兴、高青、桓台、阳信、章丘都有官庄。这些官庄多位于蒲松龄时代的济南府和青州府辖区，蒲松龄信中所说的澹庵别业所在的官庄，根据蒲松龄在《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一诗中所写，这个官庄应符合三个基本条件，即位置在“淄青界”，其周围河流有西北流向段，距离蒲松龄家乡蒲家庄有百里左右。
我们根据位置、河流流向与距离蒲家庄里程三个条件进行比对后发现，张崇琛先生所说的青州市弥河镇的官庄村三个条件均不符合。弥河镇的官庄位于当时的青州府，距离淄川县较远，位置不在“淄青界”，而弥河的主河道是东北流向，现弥河镇官庄村之东的流段即是东北流向，而非西北流向。至于弥河镇官庄村距离蒲家庄的距离，已经远超百里之数，距离条件完全不符合。因此，蒲松龄信中所说的官庄绝不会是现今弥河镇的官庄村，其所说的官庄不在当时的青州府境内。
在查到了多个官庄之后，我们经过一一排除后发现，只有现在长山镇的官庄村和淄博市张店区的官庄社区都符合前两个条件。现在张店区的官庄社区，尽管以前也称官庄，属于湖田，在蒲松龄的时代，这个官庄隶属益都县仁智乡，属青州府管辖，如果“淄青界”是指淄川县与青州府的交界处，则这个官庄符合条件，附近也有涝淄河，有西北流向段，但这个官庄距离蒲家庄的距离与蒲松龄诗中所写不符，只有60多里，即便当时的一里比现在的华里要短一些，也不过70多里，不符合蒲松龄所说的“君驰百里犹庭户”。况且，蒲松龄过访李澹庵别业时是“迂道过门”，是绕路专访，如果从当时青州府治所在的益都县城沿着驿路返回蒲家庄，去湖田的官庄有驿路，比较近便，并不绕路，而蒲松龄在诗中分明说是“迂道”，因此不论从距离还是从绕道来看，湖田的官庄不符合条件，应能排除。完全符合三个条件的只有现今长山镇的官庄村，此官庄符合蒲松龄诗中所提到的所有条件，我们因此认为此地即李澹庵别业所在地。
所以，尽管有以上不少官庄，但真正符合条件的只有现在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村，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是长山县，与淄川县同属济南府管辖。蒲松龄对长山县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他在《考城隍》《爱奴》《金世成》《宅妖》《酒虫》《荍中怪》《小髻》《真生》《大人》《鸮鸟》《驱怪》等十多篇聊斋小说中提到过长山。因此，我们认为李澹庵的别业位于当时的长山县官庄村，位于长山县境内，距离淄川县不远，且符合位于“淄青界”这一条件，由此也可以推知，在蒲松龄生活的时代，人们多用“淄青”代指淄川县，而与青州府无涉，这与丁耀亢（1599—1669）在《送谭晋玄还淄青 谭子以修炼客张太仆家》一诗中所用“淄青”指淄川县是一致的。蒲松龄用“淄青界”，说明了离淄川县境不远的交界之处。从地图上看，现今的长山镇官庄村与淄博市周村区相邻，而周村区，在隋代属于淄川县，之后现区境南部属淄川县、北部属长山县，历经一千三百多年。通过《中华民国二十六年长山县行政区划图》可知，现周村区的大部都在长山县辖区，孝妇河的西北流向也十分清晰。甚至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3月，山东省政府还把周村并入长山县，当年11月，又由长山县析出，与张店区合建张周市，1955年4月，周村区成为淄博市辖区。通过周村管区变迁可见淄川和长山的历史渊源，蒲松龄在诗中说李澹庵“年来停云淄青界”，用语是相当精准的。而蒲松龄在信中所说“闻尊驾尚有东返之意”，其中所说“东返”，应是大体方位。张崇琛先生在其文中说，所谓“东”，是与惠民之西（准确地说是西北）相对而言的。方向理解是没有问题的，蒲松龄听闻李澹庵东返东行，并未说明他具体去什么地方，李澹庵不论是去其位于长山官庄的别业，还是去当时的淄川县、益都或诸城，方向都是朝东（准确地说是东南）。
提到李澹庵与蒲松龄的交往，则不能不言及他们与明代遗民的关系。李澹庵与诸城遗民集团的交往是非常密切的，而蒲松龄，尽管时至今日仍有人质疑其民族思想，但他受到明代遗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与他有过交游的师长友朋也不乏与明代遗民过从甚密者，这显然也会间接影响到他。当然，蒲松龄的民族思想是通过自己的作品曲折表现的，而不是公然表达或直接参与抗清斗争。张崇琛先生认为，蒲松龄的画像及其“自题”反映了蒲松龄一生致力于科举的苦衷，隐隐道出了蒲松龄的非凡抱负，明显流露出蒲松龄内心深处所潜藏的民族思想情绪。而蒲松龄“余生平恶笔，一切遗稿不许阅诸他人”的遗嘱更是表明了他对自己作品和所处时代的清醒认识以及对儿孙后代的护佑深情。
关于蒲松龄与李澹庵及诸城遗民集团的联系，张崇琛先生的研究无疑是非常深入的，其《蒲松龄与诸城遗民集团》一文证实了李澹庵与诸城遗民集团的密切交往，蒲松龄因此受到影响是无疑的。[5]
张崇琛先生指出，蒲松龄的《李澹庵图卷后跋》是在见到了李澹庵的“图”与“岁时之纪”后写出的。蒲松龄在跋语中写道：“纪素行以长笺，写小照于尺幅。”跋语的最后，蒲松龄还特地点明：“偶窥宴坐之图，遐思芳躅；
得读岁时之纪，聊赘俚言。”是所谓“图”，即“小照”，亦即“宴坐之图”，是画于“尺幅”之上的；
所谓“纪”，即“纪素行”之“岁时之纪”，是写于“长笺”上的。那么，这“图”与“纪”又会成于谁人之手呢？窃以为，“图”的作者当为王鲁珍，而“纪”的作者当属张石民。[6]9张崇琛先生进一步指出，盖其时“纪”写成后，正本交与李澹庵，而张石民自己尚存有副本。随着岁月的流逝，李澹庵的正本即蒲松龄曾亲睹者早已不知去向，而张石民所存的副本则被收入《其楼文集》中，这便是我们今日尚能见到的《五老庵传》。今天，人们只要细读全《五老庵传》便可以发现，蒲松龄《李澹庵图卷后跋》及《自青州归，过访李澹庵，值其旋里，绕舍流连，率作俚歌》，其所用的主要材料都来源于这一篇《五老庵传》，只不过蒲氏在文字上将其骈体化罢了。至于《五老庵传》即“纪”的作者张石民，由于有着李澹庵的当面解说，想来蒲松龄也应是知晓的。[7]74－75
张崇琛先生总结认为，诸城遗民集团对蒲松龄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诸城遗民谈奇说异的风气可能会影响到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
二是诸城遗民直接为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创作提供了素材。[5]48张崇琛先生还考索了王士禛与诸城遗民集团的交往，与孔尚任的交往等，比如与诸城遗民过从甚密的杨涵和王鲁珍，当时都是青州名家名士。杨涵，字水心，一字云峭，号云笠，别号“笠云道人”“为益都名诸生，又好画竹石”[8]21。王鲁珍，名玙似，字鲁珍，山东益都人，清初著名画家。我们认为，李澹庵送给蒲松龄的墨竹很可能就是杨涵画的，因为杨涵擅画竹石，尤其是墨竹，为时人所贵，当时就有“神品”之誉，而李澹庵和杨涵同在诸城乔寓，比较容易获得其画作。当然也有自己购买的情况，安致远在《青社遗闻》“杨涵”一条中记载说，“予与水心交久，未尝乞一笔。殁后，乃以五百钱于肆中买其墨竹一幅，明秀撩人”。诸城博物馆和青州博物馆都藏有杨涵的墨竹图，诸城博物馆所藏《墨竹图》的落款是“乙丑仲夏笠云道人写”，钤白文印“杨涵之印”；
青州博物馆所藏《墨竹图轴》左侧题款为“丙寅秋九月为□□先生写于石屋山麓，云笠涵”，人名被抠，下钤朱文“杨涵之印”。通过《池北偶谈》卷二十三“郑刺史祠”一篇中“王生，予门人”[9]371的自注可以得知，王鲁珍是王士禛的门人。
王士禛虽未经过遗民思想的熏陶，但他对明朝还是有怀悼的。当然，他对李自成农民起义是贬斥的，因为他在《池北偶谈·郑刺史祠》一篇中称之为“闯寇”。王士禛也记录了林四娘的故事，但用语含混，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王士禛不同于其他人，他是清朝的大员，在朝廷仕进有声，不好公然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有一个例子似乎能够证明王士禛对明朝隐秘的怀悼之情，即他把扬州的“虹桥”改为“红桥”，并于1662年和1664年两次主持红桥修禊，参与修禊者多是明朝遗民或与遗民交往密切者。尤其是1664年，恰好是明亡二十周年，王士禛主持红桥修禊，而且多有明代遗民参加，虽然他们不便于通过诗文公开表达，但其隐秘动机可以想见。关于扬州的“虹桥”，不少资料说乾隆之前叫“红桥”，甚至说崇祯年间初建时就叫“红桥”，实际并非如此，此桥在初建时叫“虹桥”，至王士禛扬州任职后才改称“红桥”，至乾隆年间又改为“虹桥”。孔尚任在《傍花村寻梅记》中写道：“溪流转处，一桥高挂如虹，谓之虹桥。自阮亭先生宴集后，改字曰‘红桥’，而桥始传。”窃以为，改“虹桥”为“红桥”，应是在颜色上用心思，因为明王朝国姓为朱，朱为红色，在明亡后以红色来怀念旧朝是当时不少遗民的惯常方式。比如傅山穿着红衣道服，改号朱衣道人。又如顾炎武，本名绛，字忠清。明亡之后，他改名炎武，绛是大红之色，顾炎武没有改，他改“忠清”为“炎武”，明为火德，炎为双火，火为红色，“武”字与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中的一字相同，显然凸显了与明朝的联系，寄寓着对故国明朝的深厚感情。再如，《蒲松龄与诸城遗民集团》文中引用《诸城县志·侨寓》提到的直隶雄县人马鲁，明亡后坚决抗清，曾“南渡献策于史可法”，他随身携带一把宝剑，剑名“赤鳞”，赤为红色，结合马鲁生平事迹，很难说他没有怀悼朱明王朝和反清复明的用意。[5]
还有《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更是与明代遗民多有深入交往，有学者认为他就是把《红楼梦》题为《风月宝鉴》的“东鲁孔梅溪”，我们认为可能性极大。因为“东鲁”是郡望，这是孔尚任在诗文中常用的，“孔”是姓，“梅溪”是字号，他的《傍花村寻梅记》记载自己沿溪寻梅，因此他以“梅溪”为号，在小范围内使用是非常可能的。“东鲁孔梅溪”如果是孔尚任，则说明他是《红楼梦》的早期读者，他更倾向建议使用《风月宝鉴》的书名，如此则是《红楼梦》影响了《桃花扇》的创作，《红楼梦》成书年代早于《桃花扇》，学界关于《桃花扇》不入《红楼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东鲁孔梅溪”如果是孔尚任，则也能找到他对《风月宝鉴》题名特别偏好的原因。甲戌眉批说：“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其中的“棠村”，有不少学者认为就是保和殿大学士梁清标（1620—1691）的号，很有道理。而孔尚任与梁清标是很相熟的，张熹在探讨《红楼梦》创作时代的网文中提到，梁清标和孔尚任都与冒辟疆有交往，两人均名列《同人集》卷十一的同题者名单。孔尚任的《桃花扇》创作得到了冒辟疆的大力帮助，而《桃花扇》首演时的主持者即是梁清标。而孔尚任也去过梁清标的故里直隶真定（今河北正定），当时其好友刘中柱（字砥澜，号雨峰）任真定知府，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提到他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曾到过真定，并亲自评点过《桃花扇》的排演。孔尚任到过真定，还有《过真定访刘雨峰太守》《借书在真定作》等诗为证。如果“东鲁孔梅溪”是孔尚任，“棠村”是梁清标，而“棠村”又是雪芹之弟①这里的“弟”并非指亲兄弟，而是古人常用的谦称，胡适所谓的曹雪芹之弟“曹棠村”是缺乏对古人相互称谓的基本常识所致，不少学者认为胡适的文言功底平平，由此也可见一斑。至于胡适红学研究中《红楼梦》作者曹寅之孙说对后人的误导，无疑是十分严重的，文言功底深厚的俞平伯（1900—1990）说红学研究上了胡适的当，并非虚言。，则曹雪芹比梁清标年龄还大。“孔梅溪”如果是孔尚任，则“曹雪芹”姓曹无疑，“雪芹”也很可能仅是小范围内使用的字号，他在“悼红轩”内披阅增删《红楼梦》，并题名《金陵十二钗》，结合当时遗民多用“朱”“红”“赤”等怀悼大明王朝的方式，金陵又是明朝初期都城南京的古称，想必曹雪芹也是一个遗民或者有着遗民情结的人。
诸城遗民集团对蒲松龄创作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其他明朝遗民对蒲松龄也是有影响的，比如徐芳（1618—1671）①关于徐芳的生年，有1617年、1618年和1619年三种说法，根据目前所知资料和研究成果，徐芳生年1617年和1619年说法均计算有误，1618年准确。关于徐芳的卒年，有1670年和1671年两种说法，按照现行公历应是1671年。参见潘浩正的《清初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的生卒年及其他》（《文学遗产》2019年第6期）、王亚男的《徐芳年谱》（《古籍研究》2020年第1期）等。和王猷定（1599—1662）②关于王猷定的生卒年曾有不同说法，生年有1598年、1599年和1601年三说，卒年有1661年和1662年两说。杨剑兵根据王猷定《四照堂文集》中的记载及相关材料，推定王猷定当生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卒于康熙元年（1662），参见杨剑兵《王猷定生卒年考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根据朱一玄所编《〈聊斋志异〉资料汇编》之“本事篇”，[1]《聊斋志异》有四篇取材于清初遗民小说，即卷二中的《陆判》和卷五中的《义犬》分别取材于明遗民徐芳的《换心记》和《义犬记》。卷三中的《商三官》和卷五中的《赵城虎》分别取材于明遗民王猷定的《李一足传》和《义虎记》。
徐芳，字仲光，号拙庵，自称愚山子。江西南城（今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人。明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除泽州知州，南明唐王时擢文选郎。方以智曾为徐芳的《悬榻编》作序，称其文“极旋澜之致”。方以智去世之后，其所著《通雅》多赖徐芳诸公之力才得以刊行。黄宗羲在《明文授读》中评价徐芳的散文说：“小说家手段，能以趣胜，其合处不减东坡小品。”明代文学研究专家尹恭弘研究员评价说：“徐芳是晚明小品创作浪潮即将收场时较为出色的一家。”[10]487王猷定，字于一，号轸石，江西南昌人，拔贡生。王猷定自幼聪慧，一生坎坷，入清后绝意仕途，客居扬州、杭州等地，康熙元年（1662）卒于杭州昭庆寺，著有《四照堂集》等。
杨剑兵在《论〈聊斋志异〉对清初遗民小说的改编》一文中把《陆判》与《换心记》，《义犬》与《义犬记》，《商三官》与《李一足传》，《赵城虎》与《义虎记》逐一进行了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聊斋志异》在以王猷定、徐芳的传奇志怪为本事时，呈现承袭与发展并存的现象，承袭的是本事中蕴含着对现实的观照，发展的是对本事中的情节与细节的改编。[11]106当然，四篇聊斋小说的本事和渊源并非单一来自徐芳和王猷定。比如，聊斋小说《陆判》的文学渊源就比较广泛深厚，刘相雨教授在《论〈陆判〉的文学渊源和文学意蕴》一文中论之甚详。他认为，对《陆判》中“剖腹换心”情节影响最大的作品,当属徐芳的《换心记》。[12]169蒲松龄受到徐芳和王猷定的影响而创作四篇聊斋小说的痕迹比较明显，说明他创作聊斋小说时受到了明代遗民作品的影响。
通过徐芳的《鹳复仇》一篇可以看出其寓意中心所在，宁稼雨教授评论道：“其作者在言论中强调物类结义和强力不可恃的道理，其号召人们团结抗清的意思已经很明显。”[13]328而《义犬记》记述了义犬为主复仇故事，并引历史上若干救亡复仇故事，大发亡国之慨和忠义之志，亦可见其强烈的民族情绪。王恒展教授认为，徐芳的《换心记》为《陆判》之本事，而其《鹳复仇》和《义犬记》分别为聊斋小说《禽侠》和《义犬》之本事，且明显地具有反清复明倾向。特别是《义犬记》，“不但记义犬为主复仇，且引历史上若干救亡复仇之事，大发亡国忠义感慨，民族情绪强烈”[14]381。比如，徐芳在《义犬记》议论部分说：“夫人孰不怀忠，而遇变则渝；
孰不负才，而应猝则乱。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临天下事，何弗办焉？予既悲客，又甚羡客之有是犬也而胜人也。”如果结合明清鼎革的时代背景来理解《鹳复仇》和《义犬记》的寓意，或许能够发现作者对明亡原因的深刻洞察力。以蒲松龄之卓异文才，想必更能发现和领悟文字之中透出的情绪和思想，他选择《鹳复仇》和《义犬记》等篇目参考、改编并且进行创新，能够表明其民族思想。
另外，《商三官》除了受到《李一足传》的影响，我们认为也受徐芳《奇女子传》的影响，比如两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女子，都是通过女扮男装避人耳目，都是趁着杀父的仇敌“邑豪”或跟随监视的“两健儿”醉酒之时杀之，等等。
蒲松龄的“异史氏曰”模仿司马迁的“太史公曰”十分明显，也还可能受到了徐芳和王猷定等作品的影响，因为徐芳在文中常用“愚山子曰”，王猷定则常用“轸石王子曰”。当然，蒲松龄在部分聊斋小说文末没有用自己的字号，也没有用“蒲子”等表达，而是用了“异史氏曰”，表明他更多模仿了司马迁，“异史氏”和“太史公”对仗，而且都强调了“史”字，说明蒲松龄自认为其小说有存史的用意，因此《聊斋志异》有“异史本”流传也就不足为奇了。
与蒲松龄有过交游的师长友朋也不乏与明代遗民过从甚密者，比如上面提到的王士禛。再如施闰章号愚山，徐芳自号“愚山子”，并且两人还有过交游。康熙八年（1669）己酉三月四日，徐芳与施闰章、何印兹同游麻源三谷，回程登览凤凰山。施闰章《悼徐仲光》一诗题下注：“公隐于旴江之荷山，撰著极富，己酉春同游麻源三谷。”①其中“旴江”，黄山书社出版的《施愚山集》（2014年版）作“盱江”，2018增订版作“旴江”，符合原文，但现在“旴江”和“盱江”混用。旴江，古名汝水，隋开皇九年（589）置抚州后始称抚河。旴江发源于江西省广昌县驿前镇血木岭，北流经抚州市到临川县箭港附近分为两支：主流在余干县康山附近入鄱阳湖，另一支在南昌市滕王阁附近汇入赣江。旴江广昌段称旴江，南丰段称旴江及盱江，南城段称盱江，“旴江”和“盱江”混用，取义不同，因地而异。《汉书·地理志》作“盱江”，宋代李觏用“旴江”，李觏字泰伯，建昌南城人，建旴江书院，人称旴江先生，撰有《旴江集》等。明清时期多用“旴江”，如释大成的诗《送陈伯玑归旴江》和施闰章《悼徐仲光》诗的题下注等。李觏、陈伯玑、徐芳都是南城人，看来宋代至明清时期文人多用“旴江”，但现今南城县用“盱江”，县城有“盱江大道”，而广昌县坚持用“旴江”，设有以江命名的旴江镇。施闰章曾孙施念曾编写的《施愚山先生年谱》“康熙八年己酉先生五十二岁”条下有：“（三月）四日，同仲光、印兹游灵谷麻源，回登凤凰山。”[15]390而施闰章是对蒲松龄影响很大的人物。施闰章，字尚白，号愚山，顺治三年（1646）中举，顺治六年中进士，补授刑部主事，擢员外郎，升山东提学佥事。顺治十八年（1661），调任江西布政司参议。《清史稿》评价说：“闰章之学，以体仁为本。置义田，赡族好，扶掖后进。为文意朴而气静，诗与宋琬齐名。王士禛爱其五言诗，为《摘句图》。……闰章与同邑高咏友善，皆工诗，主东南坛坫数十年，时号‘宣城体’。”[16]4086蒲松龄是在施闰章督学山东时见到他的，蒲松龄初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进学，受到施闰章的奖誉。施闰章在评价蒲松龄的《蚤起》一文时认为，该文“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给出的八字评语是：“观书如月，运笔如风。”除了提掖后学施闰章在山东任职期间，不仅在济南捐俸浚泉修桥，而且重修李攀龙墓并亲撰碑文，从边贡后代里选人守祀边贡墓，敬悼这两位济南负有文名的名臣，而且“教士以通经学古为先，论文崇雅黜浮，风气为之一变”，洪亮吉（1746—1809）评施闰章在山东的政绩时说：“督学山左，率诸生论道讲学，邹鲁之风蔚然振起。”[17]1957
蒲松龄对施闰章的奖誉铭记不忘，他在《胭脂》附则中写道：“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评价极高，敬慕之情甚深。他是否自觉地以施闰章为学习的楷模，不得而知，但施闰章对他精神上的影响，肯定是有的。[18]144施闰章当时文名很盛，诗作流传较广，比如王士禛就特别喜欢其五言诗，蒲松龄长期在藏书丰富的毕家坐馆，想必也能读到施闰章的诗作，并从而对与自己老师有过交游的人予以关注。
从蒲松龄与李澹庵的直接交往可以探知他与诸城遗民集团之间的联系，以及对他创作《聊斋志异》所产生的影响。从蒲松龄受徐芳和王猷定作品的影响而创作相应聊斋小说可以得知，他在创作《聊斋志异》过程中受到了明代遗民作品的影响。与明代遗民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在创作《聊斋志异》过程中受到他们的影响，能够表明蒲松龄的民族思想。
综上所述，弥河镇官庄村的地理特征与蒲松龄诗中所描写的并不相符，李澹庵的别业不可能位于现今青州市弥河镇的官庄村。官庄之名，经查甚多，而符合蒲松龄诗中所描写的地理特征者，唯有现今山东省邹平市长山镇的官庄村，在蒲松龄的时代属于济南府长山县。李澹庵别业位置的确定，不仅更加证明了蒲松龄诗作的实笔特征，而且对于研究蒲松龄晚年的行迹和思想有着特别意义。另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创作过程中，受到了明代遗民的影响。张崇琛先生对蒲松龄与李澹庵及诸城遗民集团的交往和联系研究深入，朱一玄、宁稼雨、王恒展、刘相雨、杨剑兵等学者对徐芳和王猷定的作品影响蒲松龄的创作亦有发现和研究。与明代遗民直接进行交往或间接发生联系，表明蒲松龄与遗民的思想有相通或相似之处，能够证明蒲松龄具有明显的民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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