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杰
1979 年初，姚雪垠在《上海文学》以“公开信”的方式，极为高调地发起对老诗人臧克家及其诗集《忆向阳》的声讨，指责其诗集“是按照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①姚雪垠：《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上海文学》1979 年第1 期。去粉饰现实。
在新时期初走马灯式层出不穷的笔仗中，两位成名已久的老作家的公开交恶显然更吸人眼球，更何况是发生在两位曾生死与共、亲密无间的文坛老友间。
因而此事在当时影响极大，不少人惊愕且不解于姚雪垠竟以如此上纲上线的方式公开给老友扣“帽子”，也以公开信的方式与姚争辩②李国权、汪剑光：《致姚雪垠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上海文学》1979 年第4 期；
正一：《文艺民主与粗暴批评——给姚雪垠同志的一封信》，《青海湖》1979 年第10 期；
王昌定：《压迫不是批判——姚雪垠先生两封公开信读后感》，《北方文学》1979 年第10 期。；
但亦不乏为姚雪垠此举“敲边鼓”与叫好的声音③程建汉：《打破情面》，《上海文学》1979 年第3 期；
王仲豪：《有话直说——读〈关于《忆向阳》诗集的意见〉》，《解放日报》1979 年2 月15 日；
李怀发：《我们不愿听这样的鼓声》，《奔流》1979 年第2 期。。
此事由于两位当事人均未有进一步的公开动作，不久便淡出了众人的视线，最终，似乎只给争论发起人姚雪垠留下一个“前恭后倨”的“两面派”的印象与恶名。
关于这桩文坛公案的来龙去脉及是非曲直，已有专文探讨④看马杰：《“念也向阳，怨也向阳”——“〈忆向阳〉风波”前后》，《文艺争鸣》2021 年第8 期；
徐庆全：《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从臧克家一封未刊信谈起》，《博览群书》2006 年第4 期。，不再赘述。
此文仅作为“向导”，通过对不同线索与路径的“遍历”，为理解和体察新时期之初的“《忆向阳》风波”提供更为丰富与全面的视野，尤其是对事件背后所牵连与缠绕的材料进行索寻、辨析与筛选，以期尽可能逼近历史原场且兼有全局眼光。
相较具体是非的争辩，对于二人交往史的梳理似乎能为我们理解和把握这场公案提供一个新的视野。
关于二人的交往，姚雪垠于1962 年1月住汉口璇宫饭店时接到臧克家问候短札，一时抚今追昔诗情澎湃而作的七绝组诗 《璇宫感旧诗》①姚雪垠的《璇宫感旧诗·小序》：“一九六二年一月，接克家问候短札，如见故人。
一时缅怀往昔，感情汹涌，于一天多时间内写成七绝三十首。时住汉口璇宫饭店，故题名《璇宫感旧诗》。后十年，至七三年九月，找出旧稿，补写数首，共得三十四首。
自写出该诗至今已满三十春秋，世事沧桑，旧雨凋零，幸我与克家都仍健在，笔耕不止。
今将旧稿抄出，略加小注，公诸于世，不仅仅反映老友间真挚友情，亦留下当年的生活鸿爪。
一九九二年四月六日于无止境斋”，姚雪垠：《无止境斋诗抄》，《姚雪垠文集》（第15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8 页。，记录了二人相遇相知、患难与共的峥嵘岁月。
通过对读这组《璇宫感旧诗》及二人的通信、年谱与传记，并补充相关材料，大致能勾勒还原出二人的交往始末与心路历程。
“鼙鼓声中汉皋会”，“救亡儿女会襄樊”②姚雪垠：《璇宫感旧诗·四、五》，《姚雪垠文集》（第15 卷），第8 页。。1938 年春，臧、姚二人初识于汉口海陆饭店。
当时姚雪垠以《风雨》周刊主编的身份赴徐州前线与武汉采访，暂居在武昌一所名为“两湖学社”的廉价旅馆， 臧克家则因与第一任妻子王慧兰关系破裂，辞去第五战区青年军团宣传科职务，从河南潢川赴武汉，也住在武昌一家名为“可以栖”的小客店。
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支持下，臧克家联络了同样住在“两湖学社”的老友于黑丁，组建了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团，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姚雪垠此时并未参团，武汉事毕后便返回河南各地继续从事抗战救亡活动， 但又遭到了河南邓县民团的暗杀威胁，只得仓皇出逃。
走投无路之际，姚雪垠恰好接到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钱俊瑞的邀请③中共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达成文化工作委员会协议， 与1938 年10 月于湖北襄阳成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中共党员钱俊瑞人主任委员。，于1938 年冬赴湖北襄阳参加文工委，而臧克家正是委员之一。
自汉口一别后，二人重逢于湖北襄阳，二人也自此结成挚友。
“春云初展文工会，万紫千红付逝波。
”④姚雪垠：《璇宫感旧诗·六》，《姚雪垠文集》（第15 卷），第8 页。二人在文工会的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 但好景不长，1939 春，蒋介石下令撤销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一时众人皆各奔东西，臧克家与姚雪垠等人因暂无去处，只得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挂一个“秘书”的闲职，度过了一段空虚失落但又闲散安逸的生活。
当时臧克家为躲避敌机轰炸，与新婚妻子郑桂文住在樊城东郊茅屋中，姚雪垠常去蹭饭吃酒，谈诗论文，有姚诗为证：“慷慨激昂空懵懵，况多宿酒带微醺。
樊城城外麦苗绿，茅屋青灯枉论文。
”⑤姚雪垠：《璇宫感旧诗·九》，《姚雪垠文集》（第15 卷），第9 页。很快，同年5 月“随枣战役”爆发后，臧、姚等人便迫不及待赶往桂系八十四军前线阵地，各率一支“笔部队”进行采访、宣传与文艺创作。
此行虽凶险至极、颠沛流离，但却让两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也激起了他们从事抗战文艺宣传工作的激情，成为志同道合的患难之交。
臧克家曾用一首长诗《我们走完了一九三九年——给孙陵、雪垠》记录了他们的“笔部队”⑥臧克家：《我们走完了一九三九年——给孙陵、雪垠》，《臧克家全集》（第1 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334—338 页。。
此后二人各自为战，其间也有数次重逢相聚之时。
一次是臧克家赴鄢陵看望妻子郑桂文时曾路过邓县，姚雪垠留臧克家两日，虽只能在临街的“寒舍”之中以“大葱大蒜兼大饼”“花生白酒”等简单的饭食招待老友，却也其乐融融，“寒夜高谈小屋春”⑦姚雪垠：《璇宫感旧诗·二十一》，《姚雪垠文集》（第15 卷），第14 页。。
1942 年2 月初，姚雪垠抵达大后方山城重庆，臧克家已先至，二人同住在“文抗协会”张家花园65 号的一间客房，老友久别重逢，所谓“雾锁山城重聚首，同窗连塌倍情亲”⑧姚雪垠：《璇宫感旧诗·二十四》，《姚雪垠文集》（第15 卷），第15 页。。
这段日子是臧克家诗歌创作道路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据姚雪垠回忆，每当臧克家写出了得意诗句，无论姚是否有空，他都要冲到其桌边，读给姚雪垠听，“不听是不行的”，读完之后还会激动地“自我欣赏”：“你看，这样的好诗句，李白、杜甫也不过如此！ 也不过如此！ ”⑨姚雪垠：《姚雪垠诗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29—30 页。姚雪垠的“狂妄自负”是当时文坛众所周知的，而臧克家这份诗人的“孤傲” 也只在老朋友面前才能无所顾忌地展露。1943 年初，臧克家出任赈济委员会“专员”，6 月移居至重庆郊外歌乐山大天池，特约姚雪垠住了十余日，“良宵对坐双知己，一片清辉照素心”①姚雪垠：《璇宫感旧诗·三十一》，《姚雪垠文集》（第15 卷），第17 页。。
1947 年1 月， 姚雪垠从邓县老家抵达上海，临行前姚雪垠曾飞鸽传书，给已在上海站稳脚跟的臧克家报备行程，但却杳无音讯。
与两人曾一起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共事的孙陵的回忆记录了臧克家当时的心态②“胜利之后，我由重庆回到南京，又去上海，和克家在一家报馆同事。
有一次克家突然精神紧张地和我说：‘姚雪垠来信了！’雪垠这时住在他底故乡——河南邓县。‘说些什么？’我问道。‘他说要来上海，住在河南太苦闷了！’‘你回信没有？ ’我这一问，他越发紧张了！ 绷紧了面孔，恐怕别人听到一样低声说：‘雪垠底信可不能回呀！ 你在桂林不知道，人家说他是特务哩！ ’”孙陵：《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 年版，第134-135页。。
姚雪垠是 “国民党特务”的谣言在当时文坛很有“市场”③1943 年秋，因延安“整风运动”中有人“乱咬”，牵扯到了姚雪垠，竟传出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的说法，后虽被重庆党组织澄清，但又因1944 年8 月姚雪垠同田仲济以及被疑为“国民党文化特务”的陈纪滢合办了文学期刊《微波》一事，又让原本早已澄清的“特务”之嫌再次甚嚣尘上，再加之胡风指使下“七月派”文人的“围攻”与“添油加醋”，姚雪垠在当时文化界兼有“国民党特务”与“色情作家”两大恶名，因此，在1949 年6 月召开的上海市文化艺术界座谈会与7 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都没有姚雪垠的身影。
参见许建辉：《姚雪垠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故二人同在上海，却并无往来。1948 年底，臧克家由沪辗转至香港，于1949 年3 月至北平，参加文艺工作。
而姚雪垠仍坚守在上海，历任上海大夏大学文学院教授、代理院长、副教务长等职务，业务繁重但却始终不愿放弃文学创作事业， 于1951 年8 月辞去大夏大学教职，调回河南文联任专业作家。
当时就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李何林有意招揽姚雪垠，便通过臧克家向姚抛出了橄榄枝，臧克家一面自作主张替老友答应邀约，一面写信告知姚雪垠此事并嘱尽快同李取得联系。
尽管朋友们有心相助，但“好马不吃回头草”，姚雪垠的书生意气与执拗性格促使他绝不走“回头路”。1953 年7 月，姚雪垠调入中南作家协会任专业作家，情况有所好转。
应当说，新中国成立后姚、臧由于个人品性与人生追求的不同，身份、地位的距离逐渐拉大，关系已不如抗战时期般亲密。
一京一汉，相距甚远，对二人的心态与处世影响极大，但他们仍时常关切彼此的现实境遇。
臧克家的工作与生活都较为平静与舒心，虽为民盟盟员，但为毛泽东所看重，长期担任《诗刊》主编，在1957 年的“反右”中也未受到冲击。
而他的老朋友姚雪垠就不那么幸运了，1957 年10 月底，姚雪垠被宣布为“极右派”分子陷入孤立，在痛苦中姚雪垠挣扎着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准备。
两年多劳动改造后，姚雪垠于1960 年国庆前夕摘掉了“右派”的帽子，重新获得了创作自由，很快便完成了《李自成》第一卷的写作与修改工作。
书稿获得了武汉市文联的支持，更引起了北京文艺出版界的兴趣，中国作协与中国青年出版社闻讯后都来信向姚雪垠争取版权，臧克家也给正住在汉口璇宫饭店的老友寄来一封问候短札，信中引用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数句以缅怀往昔老友情谊，姚为之感慨不已，于1962 年1 月作了组诗《璇宫感旧诗》以记之。同年国庆，姚雪垠抵京听取《李自成》的专家外审意见， 住在中国青年出版社所安排的老君堂11 号东院一间小屋内改稿，其间极少外出，也未拜访旧友，只有老友臧克家请他吃过一顿饺子。
“文革”开始后，这对老友作为“反动权威”相继被揪斗，参加“斗批改”，随后下放“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
1972 年两人先后从干校返回城市。
1973 年春，在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中，臧、姚两人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通信，并且也是靠老朋友臧克家牵线搭桥④许建辉：《姚雪垠传》，第228—229 页。， 姚雪垠同对他曾有提携之恩的茅盾取得联系，此后京汉尺素往来不绝，这对《李自成》的写作大有裨益，姚雪垠也深感老友对自己的关切：“你是我的亲密老友， 互相知心，愈老而友情愈深。
”①姚雪垠：《姚雪垠文集》（第19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561 页。
“文革”后期，各地“五七干校”的学员陆续返城后，在当年的老年文人群中出现了一股“旧体诗热”，这两位老友也常随信附诗，互相唱和，品评高下得失。
此时的臧克家诗兴极浓，直至1975年1 月底姚雪垠一连收到臧克家近20 首 “反映干校生活的小诗”， 但正是对这组诗的评析与争执，引发了臧、姚二人友情走向破裂。
起初两人仅是在信中就诗作交换意见， 但随着争论的深入，逐渐由评诗到论人。
姚雪垠不满臧克家返京后的闲适情调并将这种心态投射至干校诗的创作，但臧克家对其干校诗极为自信，姚的批评让其“极不愉快”，赌气不再与姚谈诗，并在给方殷的信中有所埋怨：“雪垠，久已无信。
他忙。
我与他论诗，往返函件多而且长，但有不小的矛盾，争论未已。
我觉得老姚看事、论诗，有点旧，有点形式主义倾向。
”②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1 卷），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 年版，第101 页。其间还有两段插曲，一是姚对臧诗《七十述怀》的“咬文嚼字”让后者大为光火③姚雪垠：《姚雪垠文集》（第19 卷），第573—574 页。
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1 卷），第591—592 页。，二是姚雪垠为争取《李自成》的写作条件而上书毛泽东一事④姜弘：《姚雪垠与毛泽东》，《黄河》2000 年第4 期。，也让臧克家心有不满，连写数信批评，暗讽姚的“通天一信”有投机之嫌。
1975 年11 月14 日，臧克家在信中直言：“我对你的某些作风，确实有意见。
”⑤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1 卷），第596 页。尽管彼此确有隔膜，但二人仍将对方视为诤友。
所谓身近心远，1975 年12 月，姚雪垠应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写作邀请抵京，但这似乎让本已有所龃龉的二人关系更加紧张。
到京后，姚雪垠深居简出，专注于《李自成》的写作与修改，在同臧克家的交往与通信中，姚雪垠才逐渐发觉二人虽是数十年的老友，但“道路不同，追求不同，是好朋友，但非知音”⑥姚雪垠：《姚雪垠文集》（第19 卷），第590 页。。
臧克家对刚入京的姚雪垠“印象较差”，常摆出老大哥的姿态“教训”姚雪垠“骄傲狂妄”，不懂“中央精神”，告诫他要谦虚谨慎。久而久之，姚雪垠逐渐不满两人之间的友谊“模式”， 他在1977 年4 月16 日的信中口气很重地向臧克家发出抗议，批评臧克家忽视了朋友间的“平等地位”，甚至反唇相讥，嘲讽臧克家充当了“监护人”和“党”对自己“教育和领导”⑦姚雪垠1977 年4 月16 日致臧克家信，《姚雪垠文集》（第19 卷），第591—593 页。。
另外，姚雪垠也听说了不少传言⑧诸如臧克家对人宣扬姚是如何骄傲狂妄，自己要与其断绝关系，还有周振甫在“攻击”《李自成》时常引用、宣传臧克家批评《李自成》的“三点意见”。，凡此种种，臧、姚虽相聚京城然已各生嫌隙，再难交心，更不复当年“蜗居”邓县之时“白酒花生，小屋高谈”的融洽之境。至1978 年，两人已极少往来，《忆向阳》公开出版后，臧克家即给姚雪垠寄去一册，尽管知道老友对这组诗意见极大，但始料未及的是姚雪垠这次不再私下“较劲”，而是同样以公开的方式表达他的意见，以致老友失和演化成一桩文坛公案。
二人的干校经历亦是重新审视这一 “风波”的重要维度与线索。
1969 年11 月，臧克家下放至文化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
对于下放干校，臧克家态度是颇为积极的，他在返城后曾作诗《一声号召下——喜奔五七干校》⑨臧克家：《忆向阳》，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25 页。来纪念当时的激动心情，这从臧克家同妻子郑曼的家书中也能感受到。
郑曼是先于臧克家抵达干校的，臧克家在信中鼓励妻子：“你这次到五七干校， 是改观换魂，锻炼自己的大好机会！”同时自己也做好一切下放的准备，至干校后“决心在劳动中改造自己”⑩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1 卷），第723—726 页。。
相比于诗与信中的较为简单的表述，臧克家在后来的表述则显得更为复杂，也可能更为契合当时的真实心态：“说实在话，当知道我也被下放到干校的消息之后，心理并没有感到沮丧，反倒是十分平静的。
”①臧克家：《咸宁干校散记》，李城外编《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上）》，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 年版，第11 页。原因有三：一是将干校当作“避难所”，二是家人同在干校彼此可以相互照应，三是自诩为“乡下人”的臧克家的乡土情结。
初到干校，生活较为艰苦， 对于突然高强度的劳动实在吃不消，甚至曾突发心脏病。
干校后两年，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政治环境也较宽松，连队对臧克家、冰心、张光年、张天翼等老弱病残者多有照顾，分配他们轮流看管菜地等较为轻松的工作。
在臧克家女儿郑苏伊的回忆中，相较于初到干校父亲的“憔悴”，1971 年夏“爸爸的精神比上次见面好多了，人似乎也胖了一些”②郑苏伊：《三见爸爸臧克家》，李城外编《向阳湖纪事——咸宁“五七”干校回忆录（上）》，第400-407 页。。1972 年10 月，臧克家被批准返京，结束了约三年的干校生活。
1970 年3 月，姚雪垠赴武汉市委设在蒲圻县（今湖北赤壁）的羊楼洞“五七干校”。
他曾作七律《赴五七干校》以记之，“老妻送我破晓天，行李肩挑挂笑颜”③姚雪垠：《赴五七干校》（1970.3），《姚雪垠诗抄》，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38—39 页。，相比于臧克家的“全家出动”，姚雪垠独自一人赴干校，这“笑颜”中既有走上“五七道路”的乐观的政治情怀，也有逃离城市批斗的“侥幸心理”， 亦不乏利用干校空闲时间继续从事《李自成》写作的希冀，心情较为轻松，而在表面轻松之下蕴蓄着更为深沉的是姚雪垠对自己年岁渐高而大业未成的坚韧且苍凉的心境。
1971 年3 月28 日，姚雪垠给长子姚海云与儿媳李风云信中告知了干校的生活条件：“我现在专门搞保管工作，一天到晚在仓库中，其他劳动不参加。但每天忙得没闲工夫。近几个月又盖了不少房子，自来水和发电设备正在安装。
我住在仓库里，单独隔了一个小房间，生活较方便。
”④姚雪垠：《姚雪垠文集》（第19 卷），第633 页。1971 年4 月19 日给次子姚海星和儿媳王宝珠的信中对干校生活较为满意：“我的生活很好，每天劳动之后，有热水洗一洗，还可以自己喝杯酒。
”⑤同上，第640 页。相比于向阳湖“五七干校”的白手起家，羊楼洞干校的自然与现实条件则要好得多。
初到干校的劳动任务主要是侍弄茶园及种植其他农作物，虽枯燥劳累但心情舒畅，亦能苦中作乐，姚诗曰：“歌声隐约茶山绿，笑语商量菜圃鲜。
”⑥姚雪垠：《羊楼洞初晴》（1970.5），《姚雪垠诗抄》，第38—39 页。很快姚雪垠就被安排去做干校仓库保管员，工作虽忙碌但相较农作还是较为轻松，另外，干校实行轮休制，他也有一定的假期回武汉探亲与写作。
在姚雪垠的干校经历中，除了不能自由地写作《李自成》外，给他留下深刻记忆的莫过于在“林彪事件”中因言获罪。
在干校小组会上，姚雪垠曾引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其三）》：“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复谁知？ ”以此作为对林彪的批判，谁料祸从口出，被人批为影射领袖，后层层上报至校部，姚雪垠就被定了个“‘摘帽右派’借学习中央文件恶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为此连队召开了一次“声势严厉的批斗会”⑦姚雪垠：《姚雪垠诗抄》，第56 页。，姚因此被罚去放牛。
1972 年5 月，趁着回武汉休假机会，姚雪垠同市革委会负责人辛甫谈话， 请求离开干校回武汉写作，获得同意后便立即投入了《李自成》的创作。
1973 年7 月中旬，在“武汉市专业文艺创作会议”上，姚雪垠因对“三突出”创作原则提出异议， 随后再次被下放至羊楼洞干校接受劳改，《李自成》 的创作也再次被中断，1974 年初，因参加武汉市“批林批孔”运动，姚雪垠的干校生涯结束了。
就干校经历来说，臧、姚二人虽受到各种批判，却并未受到过于严苛的对待与惩罚，分配劳动任务也多有照顾。
但相较而言，二人在干校的心境是全然不同的，臧克家似乎更能适应干校的生活、劳动与学习，更能融入和享受那种集体的革命激情与质朴的田园生活，坚信走“五七道路”能“改观换魂”，其身心皆有所安，这从臧克家的家书⑧“累是累极了，但大家觉得走五七道路就应该如此，人心情舒畅”，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1 卷），第730 页。及后来的“干校诗”及诗序①“在干校三年，我只觉得自己是劳动大军中的一名战士，根本没想到写作，也不去想什么时候回北京。
”臧克家：《高歌忆向阳》，《忆向阳》，第13 页。中都能有所体味。
姚雪垠的复杂之处在于，其既有对“五七道路”的理想认同，亦有对干校劳动中人与自然融洽互动的自得与怀念，然姚雪垠的情绪底色始终是黯淡的，他无法如臧克家般的“安分守己”，其心有不安皆因心有所系，即完成《李自成》乃至《天京悲剧》的创作宏图以及一种时不我待的焦虑与紧迫感。
在一系列政治批斗尤其是“林彪事件”的冲击下，姚雪垠开始带着一种惶惑与质疑的眼光来审视历史与现实，这种矛盾情绪在其“干校诗”中展露无遗②李遇春指出姚雪垠对待“五七干校”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有表面的政治认同，也有深层的个人隐忧，由此形成了姚雪垠两个系列的 “干校诗”。
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541-542。，所谓“旧史会心才半悟，新闻到耳未全听”③姚雪垠：《感怀（二）》（1972.2），《姚雪垠诗抄》，第55 页。，即是此意。
尽管有着大致相似的干校经历，但在“具体情境”下个体的不同心境直接影响着对同一历史的认知与评价。仅就二人的“离校”来看，“干校”已成为姚雪垠写作《李自成》的重要阻碍，故此，姚无奈之下才走上层路线，要求离开干校专心写作。
臧克家则不然，在《忆向阳》诗序《高歌忆向阳》中，他深情地缅怀与留恋干校生活：“一九七二年‘十一’刚过，组织上让我回北京。听到这消息，心里很难过。临上路，同志们拥来送别，依依恋恋。几步一回头，泣不成声。
”④臧克家：《高歌忆向阳》，《忆向阳》，第13 页。翻阅臧克家1972 年返京前后同亲友的书信，人心惶惶，返京传闻不绝，干校战友们都“各显神通”找寻门路，臧克家也在四处打探返京消息，惴惴不安，也让臧克家看清现实⑤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1 卷），第749 页。。
然这份怀疑与无奈显然在后来的诗序被臧克家有意地摒弃掉了，甚至将其干校记忆“提纯”为一种诗意的存在。
“全集不全”，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全集中屡见不鲜，尤其是书信，更是全集的“重灾区”，原因不一而足。
此情况在臧、姚二人的全集与文集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这也给我们了解这桩文坛公案制造了不少疑难， 实际上对于这场笔墨官司，有两个问题很重要，其一是面对姚雪垠的公开“叫板”，臧克家为何默不作声？ 其二即姚雪垠先前已对《忆向阳》有所不满，那么1975 年与1979 年的意见是否统一？ 对于以上问题，两封信是关键材料，一是1979 年2 月14 日臧克家致周扬的未公开的“告状信”，另一是1975 年6 月15 日姚雪垠写给臧克家但并未寄出的“谈诗信”。
翻阅臧克家的相关材料，可以明显察觉到对于老友公开批判《忆向阳》一事，臧克家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这种态度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生前出版的《臧克家全集》尤其是书信卷（11）的收录情况，并且在其回忆录中也极少谈及此事。
这致使该事件中臧克家的“身影”较为模糊，但其虽未亲自下场参战，实则以另一种方式予以了回应。
全集书信卷中收录了1996 年9 月11 日臧克家写给老友于黑丁的信：“他批我，情况较严重，为此我去找了周扬同志。
不少同志写长文反驳他。
我原来把所有的材料装在袋中，忍耐又忍耐，没有出面对质。”⑥同上，第615 页。2004 年尧山壁在《美文》刊发了几十年来臧克家同他的书信， 在1979 年4 月28 日的信中， 臧克家谈及：“周扬同志约了谈了话。
中宣部副部长廖井丹同志到我家谈了一小时半，我极安慰。
已写好二文，压下不发了。
姚利用的势头已过，他十分被动，为友朋所不屑。
他大赞《忆向阳》信十封的打样，请在《河北文艺》及文联的同志们中间传阅一下，看看姚是一面，还是两面。
”⑦臧克家：《去若浮云没——臧克家书简》，《美文》（上半月）2004 年第5 期。
所发表的臧克家致尧山壁信39 封中，“1978.4.28”信落款时间有误，根据该信内容推断此信落款时间应该为“1979.4.28”。
因臧克家习惯问题，许多信件落款仅列月份及日期，不注年份，且由于时间太久，记忆模糊，故推测应是尧山壁所注时间有所偏差。这两封信为我们了解臧的行动提供了重要线索：臧曾因姚文向文艺界领导求助。2006 年徐庆全的《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 从臧克家一封未刊信谈起》①徐庆全：《转型时期的标本：关于臧克家〈忆向阳〉诗作的争论 从臧克家一封未刊信谈起》，《博览群书》2006 年第4 期。
注：此信并未收入《臧克家全集》之中。一文提供了关键材料， 即1979 年2月14 日臧克家致周扬的“告状信”，臧信中指责姚雪垠写公开信是“争名”与“报复”的目的，请周扬关注此事，恳求面谈，并嘱勿外传此信以免“惹出更大的纠纷”。这封信的披露勾连起了诸多线索，即姚雪垠的公开信发表后，臧克家意识到事关重大，即给周扬写信“表态”并“告状”，后周、廖相继同臧克家约谈， 臧取得了领导的信任后有所宽慰且放弃正面回应姚文，这也成为这场笔墨官司不了了之的关键所在。
臧克家虽在文艺界领导授意下欲“冷处理”此事，未将“袋”中“材料”拿出“对质”，但仍难抑心中怒火，遂将这组“材料”寄给文艺界的朋友②对于臧克家摘印的姚雪垠“大赞《忆向阳》信十封的打样”暂未得见，但根据其给尧山壁的信推测，臧克家应该将这组材料寄给了各省文联及作协的朋友以扩大影响。以示自己的“宽厚”并凸显姚的“两面派”形象。对于臧克家摘印并散发书信一事， 姚雪垠早有耳闻但并未重视，其在参加第四次文代会才知道此事在文艺界影响很大，故姚雪垠于1979 年11 月18 日致信臧克家，表示“我现在很想看看你摘印的这本小册子”③姚雪垠：《姚雪垠文集》（第19 卷），第596 页。以反省自己。臧克家的回信中承认“确有其事”并且摘印的信札已经“散尽”，他解释自己此举是为了回应“近百位文友”的来信：“我考虑再三，放弃了答辩，油印了少数你的信件，代替说明情况。”④臧克家：《臧克家全集》（第11 卷），第600 页。臧克家虽未直接下场，但通过走“上层路线”和“群众路线”达到了以退为进的目的， 对此姚雪垠只得将1975年初的一封旧信以“《忆向阳》诸诗初议——致臧克家同志”⑤姚雪垠：《〈忆向阳〉诸诗初议——致臧克家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2 期。为题发表以自证。
另外，姚雪垠在1983年的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无止境斋书信抄》初集序，回应了当初文艺界关于自己“前恭后倨”的传闻：“曾有人说，我原来是捧《忆向阳》的，后来忽然批评了《忆向阳》。
这是社会上的误传，克家不会有这个意思。”⑥姚雪垠：《〈无止境斋书信抄〉初集序》，《文汇报》（香港）1983 年4 月17 日。姚雪垠的态度显而易见，1980 年3 月3 日他给吴组缃的信中言：“关于批评克家的问题，他接受我的有益的意见也好，不接受也好，对我都是无关紧要的事，用不着纠缠下去。
”⑦姚雪垠：《姚雪垠文集》（第19 卷），第294 页。
相较于臧克家的讳莫如深，姚雪垠在其《文集》书信卷（19）收录了大多同臧克家论诗的信件，统而观之，应当说姚雪垠关于《忆向阳》的观点是循序渐进有迹可循的， 至1975 年已有较为明确的评价：有限的肯定与整体性的否定。
在这组信件中有一封值得我们特别关注，这是姚雪垠1979 年的“公开信”发表前最后一封谈论《忆向阳》的信，该信底稿题目为《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1975 年5 月31 日，姚雪垠收到了臧克家编订成册的《忆向阳》诗稿，他细读数遍且思忖再三后写了一封颇有深意的回信， 和盘托出了自己对《忆向阳》的“根本意见”以及“问题实质的严重性”，并规劝臧不必出版此集：“由于你丢掉了五七道路的灵魂，丢掉了五七干校生活的实质，不去反映它的深刻内容，所以不管你动机如何，这几十首诗实际上是当代田园诗。”⑧同上，第585 页。当时两人关系已较为紧张，姚雪垠认为臧克家绝不会接受自己的“苦酒”，便未将此信寄出，锁进了抽屉，颇有立此存照留待后观之意。
1978 年3 月《忆向阳》正式出版，当年这份未能寄出的信转而以“公开信”的方式出场。
对读这两封信，1978 年所写的“公开信”实际上是1975 年“未寄信”的“扩写版”，并为《忆向阳》的写作动机冠上了时代流行的“噱头”罢了。
因而，考察姚雪垠1979 年初发表的“公开信”不仅仅要考虑时代氛围与政治环境的因素，更要看到1975 年这份并未寄出的信早已为后来的“《忆向阳》诗案”留下草蛇灰线，而它的“出场”更在于历史契机，在于“时与势”之中①程光炜：《三人行——对舒芜和绿原、牛汉关系的探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2 年第3 期。。
1976 年3 月臧克家曾将《忆向阳》诗稿寄送茅盾，茅盾回信：“《忆向阳》甚好，想见诗思汹涌，不假推敲，韵味隽永，热情磅礴。”②茅盾：《致臧克家》，《茅盾全集》（第38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62 页。1979 年10 月姚雪垠向茅盾汇报其写公开信批《忆向阳》一事③姚雪垠：《姚雪垠文集》（第19 卷），第446 页。，茅盾的回信颇耐人寻味：“《忆向阳》的看法，我和您一致，人患重名利，无远见，亦不可患得患失。
他们（指臧克家与田间）之所以进退两难，原因似在于此。”“人孰无过，而况在这复杂的时代。一失足未必即成千古恨。
”④茅盾：《致臧克家》，《茅盾全集》（第38 卷），第375 页。茅盾对臧、姚二人来说，不仅是文坛前辈，更有知遇之恩，录茅盾两则材料于此，不在于计较是非，而意在剖露“时与势”之中“人与事”的复杂面相与认识难度。
“《忆向阳》” 这桩笔墨官司酝酿并发生于1974 年至1979 年的过渡转折阶段， 无论是姚雪垠夹枪带棒的“公开信”还是臧克家天真闲适的“向阳诗”， 都缘于身处在一个既为现实所规制、为历史所羁绊， 亦为回忆所扰动的时代装置之中。
在“进”与“退”、“坚守”与“反思”、“观望”与“转圜”之间，折射出大时代中个体生命的独特与限度。
在1970 年代的时代语境中，公开的文学写作对个人情感与经验的书写必然联结着对特定历史的叙述与塑造，而后者的规定性因素也必然在写作过程中时时激发、调动与导引，或是扰动、压缩与剪裁着写作者的历史记忆与情感经验。
记忆似乎成为最为关键却又最不可靠的存在，“它随着不可避免的情感冲击而重现 （revivre）”，也“必然会根据赋予它崭新意义的后来的体验而更改、改动与改变”⑤［法］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增订本），王春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115 页。。
借用谢冕反思其在鲤鱼洲“五七干校”中所作“名篇”《扁担谣》的话，臧克家“高歌忆向阳”，其感情是复杂的，“有真实的成分， 又有扩张的成分，甚至也有‘表现’的成分”，但也是“这种包含了真情的‘虚假’，被压抑的宣泄”，甚至是后来“‘羞于见人’的对自己的‘厌恶’”，才是最真实的，也成为“当代知识分子内心复杂性的极好注释”⑥谢冕：《关于鲤鱼洲诗的信》，陈平原编《鲤鱼洲纪事》（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版，第93-95 页。，姚雪垠亦未能逃此窠臼。但“‘干校’时期文人心态的复杂面，也许并不能在对臧克家的批判和对郭小川、绿原、牛汉等人的肯定上得以呈现”⑦程光炜：《处在转折期的七十年代诗歌——〈七十年代诗歌卷〉代序》，《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75 页。，“五七干校”虽是政治运动的产物，但“干校”不仅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空间，亦是“干校”学员们在特殊情势下的日常生活空间。不仅是劳动与讲用、检讨与批判的“大学校”，也是文人们体验田园风光与集体生活、读书写作与相互慰藉的“避难所”，尽管后者仅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⑧钱钟书：《干校六记·小引》，杨绛著《干校六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年版，第1 页。，但也不宜以“历史之正义”完全取缔后者表达的权利与真实性，若这样做同样是粗暴的。
而后者也应有所限度，以“小”掩“大”，亦违背了“历史真实”。
阎纲曰：怨也“向阳”，念也“向阳”⑨阎纲：《怨也向阳 念也向阳》，阎纲等编《中国作家协会在干校》，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年版，第98-108 页。。
这可能更贴合大多数“五七战士”在历史稍稍沉淀后对“干校”生活的复杂感情，这紧贴个体，更关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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