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晗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自刘向编撰《烈女志》、班昭著《女诫》起，“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伦理道德规范就被用来教化女性。其后，层出不穷的女诫、女训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禁锢着女性的言谈举止、天性情感，使得女性的生存空间愈发狭窄。“儒家的‘男女有别’规范把男性、文学和政治归之于公众领域，而将女性、生育和家务劳动归之于家内领域。”[1]5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教育集中在品德教养上，文学教育和文学活动则被视为男性的专属舞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封建礼教带给女性日趋沉重的枷锁，使女性与男性在教育方面存在巨大鸿沟。然而，纵观中国的历朝历代，富有文学才华和有作品传世的女性并不鲜见。如汉晋有蔡琰、谢道韫，隋唐有上官婉儿、鱼玄机，宋代有李清照、朱淑真。这些女性凭借创作天赋、家学渊源和文学志趣，因缘际会地一次次冲击着男性主宰的文坛，在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印迹。她们的风姿才情如同夜空中骤然划过的流星，璀璨夺目却一闪即灭，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女性作者在文坛长期处于“失语”状态的严峻事实。高彦颐在《闺塾师》中说：“几乎每个朝代都自诩拥有若干博学的杰出女性，如宋代的李清照、元代的管道升。但是她们愈有名气，愈显示了她们的孤单——她们的才华在当代是绝无仅有的。”[1]29
明代尤其是晚明以降，这一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当时，商品经济蓬勃发展，个性解放思潮盛行，自由开放的风气悄然蔓延至闺阁女性，社会品评女性的标准从传统的“德本才末”转向“德才兼备”。中上层的官宦士绅家庭受此影响，在坚持传统女德规训的同时，开始重视对女子的文学教育。文学不仅拓展了女子的精神空间，也唤醒了她们对美的感知和向往，给她们原本局限于深宅庭院方寸阁楼的逼仄生活带来了一抹光亮。在经济充裕、舆论环境较为宽松的江南地区，更是雨后春笋般涌现了一批诗情卓越、文采斐然的女子。清代，女性作家“超轶千代，数逾三千”，达到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巅峰。胡文楷曾统计了历朝历代的女作家人数，“汉魏六朝33 人，唐五代22人，宋辽46 人，明代近250 人，清代3660 余人”[2]1260。女性文化地位的上升，在文学作品中也得到了反映。明清之际的才子佳人小说塑造了性情真挚、文采飞扬的女性群像，展现了女性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本文试立足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审视，研究明清女性的文学活动和她们接受的文学教育。
汉代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3]3951自此，“佳人”一词就被用以指称姿容举世无双的女子。后唐李隐首次将“才子”与“佳人”并列，其《潇湘录·呼延冀》中有“妾既与君匹偶，诸邻皆谓之才子佳人”[4]2726的说法。“才子佳人”这个说法在唐代以后广为传播，文人墨客对此津津乐道，有关才子佳人情爱的作品层出不穷，以致“郎才女貌”成为封建文人的婚恋理想。
晚明以前，男性文人对佳人形象的刻画大致趋同，无论是唐传奇、宋元话本的作者，还是明代拟话本的作者，都心照不宣地着重书写女性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貌，将男女爱情叙述为“才”与“貌”的等价置换。《霍小玉传》的霍小玉“高情仪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可解”[5]46，但她娇艳明媚、“转盼精彩摄人”的出众风姿才是吸引李益的魅力所在。李益直言说：“小女子爱才，鄙夫重色，两好相映，才貌相间。”[5]46《莺莺传》中崔莺莺虽然与张生以诗传情，但是最令张生难以忘怀的还是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姝丽容颜，而不是她“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6]725的动人诗篇。宋元话本、明拟话本仍然遵循“男有才女有貌”的创作法则，尤其对“佳人”的观念近乎浅薄——拥有美貌足矣，才华不是必备要素。
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打破了这一传统，颂扬女子才华成为这类作品的鲜明特征。当然，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子也是天生丽质的绝色美人。比如：《平山冷燕》中“生得美如珠玉，秀若芝兰，洁如冰雪，淡若烟云”[7]11的山黛，“如花似玉，眉画远山，肌凝白雪，标致异常”[7]55的冷绛雪；
《玉娇梨》中“姿色非常，眉如春柳，眼湛秋波”[8]119的白红玉；
《吴江雪》中“生得宝润如白玉碾成，明媚如鲜花妆就”[9]19的吴媛；
《玉支玑》里“美如春花，皎同秋月，慧如娇鸟，烂比明珠”[8]39的管彤秀。作者对这些佳人容颜描绘不惜溢美之辞，但已不再将美貌视为佳人的唯一标准，以一种概念化、符号化的书写方式偏离了传统的佳人形象刻画重心，从而使作品与前代作品在立意上有了天壤之别。何谓“佳人”，以及具备哪些条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佳人？明清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以独特的眼光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侃侃而谈。《醒风流》第五回云：
佳人乃天地山川秀气所钟，有十分姿色，十分聪明，更有十分风流。十分姿色者，谓之美人；
十分聪明者，谓之才女；
十分风流者，谓之情种。人都说三者之中，有一不具，便不谓之佳人。在下看来，总三者兼备，又必如冯小姐的知穷通、辨贞奸的一付灵心慧眼，方叫是真正佳人。[10]92
《平山冷燕》中平如衡评价女子兼重才华与容貌而以前者为首：“吾兄只知论美，不知千古之美，又千古之才美也。女子眉目秀媚，固云美矣。若无才情发其精神，便不过是花耳、柳耳、莺耳、燕耳、珠耳、玉耳。……小弟不能忘情绛雪者，才与美兼耳。”[7]152诸如此类的关于佳人形象的探讨在才子佳人小说中几乎随处可见，尤以才子苏有白的表白最具代表性。苏有白说：“有色无才，算不得佳人；
有才无色，也算不得佳人；
而与我苏友白无一段脉脉相关之情，亦不算我苏友白的佳人。”[11]42这一番鞭辟入里的言论，道出了明清时期新的佳人标准，即女子不仅要美貌与才华兼备，而且要有与才子心心相映的情怀。对女子之才的推崇和赞扬，正是才子佳人小说的显著特色。才子佳人小说中的女性，大多是才华横溢、惊艳绝伦的女子，正所谓“千秋才子事，一旦数佳人”。比如：山黛过目成诵，七步成诗，才压群雄；
冷绛雪秉性聪明，赋情敏慧，见了书史笔墨，便如性命；
白红玉有百分聪明，古今书史无所不通；
管彤秀诗文兼备，尤胜才子。这样一批集色、才、胆、情于一身的完美佳人，是对莺莺、霍小玉等传统美人形象的超越和颠覆，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女性形象类型[12]26。
才子佳人小说中佳人形象的嬗变，与时代的发展息息相关，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女性所处的文化环境与社会生活状态的变化。明清之际，社会主流和文坛名士对女子才华的推崇和弘扬蔚然成风，对才女的追捧甚至呈现全民化的趋向。赵世杰的《古今女史序》曰：“海内灵秀之气，或不钟男子而钟女子，其称灵秀者何？盖美其诗文及其人也。”[13]414袁枚在《随园诗话》中云：“俗称女子不宜为诗，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14]641其他如钱谦益、沈德潜等文人编选的诗文集大量收录了女性的作品，《清史稿》中以才名垂史的女性远远多于列朝列代[15]。如果将这些现象与才子佳人小说的女性形象塑造联系起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明末清初的文人受到社会上尊才、爱才文化风尚的影响，已经将现实中才女辈出的真实图景投射到小说创作之中，不仅展示了明清才女的夺人风姿，而且重构了佳人形象的内在价值尺度。明代才女沈宜修自幼聪慧，能诗善文，遍观书史，撰有诗集《鹂吹集》。沈宜修嫁给叶绍袁后生下三个女儿，三个女儿都富有才情，而以幼女叶小鸾最负盛名。叶小鸾灵动早慧，有柳絮因风之姿，三四岁时便能背诵万首唐人绝句及《花间》《草堂》中的词作。她性情高旷，能弹琴、善弈棋，诗作清丽。陈巍崧评她“如玉山之映人，诗词绝有思致”[16]14。明末清初著名的闺阁诗人吴绡蕙心兰质，能诗著文，擅长丝竹管弦，精通书法绘画，存有《啸雪庵诗余》。她交友甚广，不仅与同时代的才女相互唱和，以诗寄情，也与文坛主流大家钱谦益、吴伟业等人有艺术上的交流来往。王端淑赞她为“千古聪明、绝代佳人也，为吴中女才子第一”[17]16。而王端淑本人在当时更是文名斐然，不仅有《吟红集》传世，而且穷十余年心力，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标准编选《名媛诗纬》，专收闺秀女子之作，成为后世研究明清女性诗文的重要材料。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才气横溢，援笔立成，有《东海渔歌》词集传世。其词清新俊逸，宛若行云流水，自有一种风流潇洒之态。周颐在《蕙风词话》中将她与清代著名词人纳兰容若相提并论，赞誉说“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历来文人学者也都对顾太清的文学创作赞誉有加，被公认为“清代第一女词人”。
才子佳人小说继承了前代小说传统的“郎才女貌”情爱观和创作观，讲述才子佳人风花雪月、潇洒浪漫的婚恋故事。在新的审美观照下与新的女性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才子佳人小说还展现了佳人富有才华才情的一面，在某种意义上鼓舞了明清之际的女子大胆冲破礼教藩篱和开展文学创作的自觉性。
封建社会，绝大多数女子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接受私学和官学教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们完全没有接受教育。她们要学习《列女传》《内则》等，接受孝姑、敬夫、教子、贞烈等有关德行品质的教育。明末清初，在社会尤其是文人士子推崇女性才华思潮影响下，士绅贵族出于家庭名望和子女婚嫁考虑，除了要求女子做到“三从四德”、扮演好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角色，也会设法为女子学习文化知识和接受文学教育提供机会，从而开启了清代“妇女也得沾余泽，文学之盛，为前此所未有”[18]221的女性文学创作新局面。
对于女子接受教育的情形，才子佳人小说也有所表现。《平山冷燕》中的惊世才女山黛自小接受的教育来自父亲，小说借她父亲之口称“臣教之读书，过目即成诵。七岁便解作文，至今十岁，每日口不停吟，手不停披”[7]8。《吴江雪》中有一段父亲教导女儿学习诗文的描述：“吴涵碧原是个老学究，最喜吟诗作赋。见女儿有此才情，道女先生识字有限，便自己朝夕与女儿把《四书》、《五经》讲究……朝夕训诲，到了十三四岁，诗词歌赋件件精通，字儿又学就了卫夫人的笔法。”[9]11现实社会中，女子所受的家庭教育也大多来自父母或其他长辈，与小说中的相关叙述十分相似，“家庭长辈尤其是父母施教，使女子得以幼承庭训，这无疑是女子文学启蒙教育中最基本的形式”[19]。一些官宦人家文化氛围浓厚，母亲往往有着较高的文学素养，在儿女文学教育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教女遗录》云：“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实专于母。”[20]86前文提到的沈宜修亲自教诲的三个女儿，王凤娴的女儿“三岁能诵唐诗三体，皆得母王文如之训，《左》《国》《骚》《选》诸书示之，姝一一了悟，似有夙契”[2]157。活跃于嘉兴的明代女诗人桑贞白在她所著的《香奁集》中称自己“幼荷严母庭诲，日究女训列传经史，以明古今”[2]148。明代中后期的才女李壁自言“幼时父母授以闺训，间出遗书分读，颇能成诵”[2]110。一些天资聪颖的女子们有机会接受男性长辈的精心培养，如蕉园诗社的重要诗人柴静仪从小跟随父亲学诗，《名媛诗纬》的作者王端淑自小聆听父亲讲授“四书”和《毛诗》。此外，还有的女子由祖父传道授业，如桐城闺秀吴坤元跟随祖父学习文化知识，被誉为巾帼学士的嘉善闺秀沈榛也是由“外父手授《诗》、《礼》、《内则》，及三唐近体”[2]116。
除了家庭教育，有些女子还可能接受学校教育。《平山冷燕》中才女冷绛雪出生在乡村，父母等长辈均不识字，无法教她诗文解字，但是她父亲经常抱她到村学堂中玩耍。她天资聪明，听见读书便一一默记在心，到六七岁便能成诵。父亲冷大户是个农村庄户人，见到女儿如此聪明，便买了各种书籍给她读。严格地讲，冷绛雪没有正式接受学堂教育，这一点与现实社会中的女子稍有不同——后者有机会接受私塾教育。私塾教育是古代私学的主要形式，本来是专为男童所设。明清时期出现了男女幼童同学现象，以及专为女子设置的女子私塾，开辟了女子教育新渠道。伴随着女子私塾产生的是面向女性教育的新职业——闺塾师。宦官贵族为了更好地教育自家女儿，往往聘请社会上有一定名气的才女为塾师。闺塾师在上层社会之家凭自身才华教读学生谋生，教学内容涉及儒家经典、诗歌艺术和绘画等[1]134。为了拓展女子所学知识的广度和增加她们学习内容的深度，有些家庭甚至不忌讳男性塾师，如清代女诗人方芳佩幼时就“曾问学于杭堇浦、翁霁堂两先生，著《在璞堂诗集》，于闺秀中卓然称大家”[21]275。邹枢有《十美词纪》，详细描写了闺塾教育的情景，“我南城织户陆氏女，七岁鬻于顾氏家。主怜我聪颖，命我入馆伴读。主母延女师训诸姑，师姓沈，嘉兴秀水人，工诗词，尽心教我，以故诗词颇晓”[22]24。
明末清初，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和官宦人家对女性文学教育的重视，使得一些女子在家族和私塾的启蒙下萌发了对文学的热爱。明代才女陆卿子直言：“我辈酒浆烹饪是务，固其职也。病且戒无所事，则效往古女流，遗风剩响而为诗；
诗固非大丈夫职业，实我辈分内物也。”[2]176女诗人吴琪“昼夜攻读不辍，父母见其善病，屡止不得”[2]10，与她相似的女子数见不鲜。一些拥有了良好教育条件的女子格外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在浓郁文化氛围中刻苦读书，创作诗文。有的结为文友相互唱和，形成了女性文学创作的良好风气。明末清初时期的才女们接受的文学教育和开展的文学创作活动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为清代中期以后才女文化的繁荣和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3]14。
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刻画了白红玉、卢梦梨这两位拥有惊世才华的佳人形象，展示了她们与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规训下的女性迥然不同的风采。白红玉和卢梦梨身为女子，但日常生活如同封建社会中的男性文士。她们热衷于酬唱切磋、谈文论道，将大部分时间交付与诗词歌赋，在文史典籍中酣游，“不是你寻我问奇，就是我寻你分韵，花前清昼，灯下良宵，如影随行，不能相舍。说来的无不投机，论来的无不中意”[11]173。她们的酬唱交往活动反映了晚明自由开放的时代风气，拓展了女性的生存空间，使她们的视野不再受限于狭窄的闺阁，从而得以在文学指引下领略了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与小说描写相应的是，现实社会中的才女具有非凡的气度、洒脱的情怀。她们或广泛交友，吟诵风雅；
或组建诗社，酬唱往来；
或赏花饮酒，畅游山水：这些原本为封建文人士子所专享、普通女性根本无法涉足的生活领域和活动空间，开始大量出现女性的身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有些女性已经突破了宗教礼法的束缚，拥有了鲜明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主体精神。沈善宝在《名媛诗话》中曾绘声绘色地记叙了自己与好友出游的情景：
丙申初夏，苹香、芷香姊妹偕渑池席怡珊（慧文）、云林并余，泛舟皋亭，看桃李绿阴，新翠如潮，水天一碧，小舟三叶，容与中流。较之春花烂漫、红紫芳菲时，别饶清趣。将近皋亭，泊舟桥畔，联步芳林，果香袭袂。村中妇女，咸来观看，以为春间或有看花者，至今则城中人罕有过此，盖从未见有赏绿叶者。……推蓬笑语，隔舫联吟。归来已六街灯火上矣。[24]451
《玉娇梨》中，白红玉、卢梦梨嫁给才子苏有白后，过着与诗词歌赋相伴的悠游自在的美好生活。明清时期，一些才女在出嫁后仍然有开展文学创作和社会交游的空间。她们或者与夫君琴瑟和鸣，相与吟咏诗文；
或者与家族中其他知识女性往来酬唱，获得精神上的共鸣与快乐。明代才女沈宜修与丈夫叶绍袁志趣相投，即便生活在困顿中也能“共诵鲍明远《愁苦行》，笑以为乐”[25]279。沈宜修对丈夫说：“我之与君，伦则夫妇，契兼朋友，紫绡妆后，绿酒飞时，碧露凝香，黄云对卷，靡不玩新花于曲，观落叶于低窗。”[25]276他们情深意笃，既是夫妻又是知己，一时间被传为佳话。清代中后期，才女们交游结社、诗文酬唱蔚然成风。她们往往选择嘉节良辰结伴出游，一边赏花弄月，宴饮作乐，一边拈韵分题，吟咏诗词。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和创作经验的积累，她们作品的思想内容大为提升，艺术水平有了突破性发展。她们的诗作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而不再仅限于家族内部的交流分享。当时著名的女子诗社有女性文学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文学流派性质的蕉园诗社，成都曾懿、曾彦、曾鸾芷姊妹为首的浣花诗社，选定《吴中女士诗钞》的清溪吟社，以及跨地域的女性文学社团——秋红吟社。越来越多的才女甚至与文士交流诗词作品，并向他们拜师求艺。女诗人吴绡醉心于诗词，与曹而堪、钱谦益、宋琬等名家多有来往，并有唱和之作。柳如是“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26]75。而有些文士如明代的李贽、毛奇龄等人积极提携前来求学问文的女子，清代的袁枚还广收女弟子。
谈道、宴游、酬唱、结社，明清时期知识女性的社会活动尤其是文学活动十分丰富，客观上使得女性文学作品的数量激增，带动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张扬。在商品经济发达、出版印刷业繁荣的背景下，才女们不仅热衷于编纂自己的诗词文集，同时以独特的女性视角编选、刊刻同时代乃至历代女性的作品。沈宜修不仅编有自己的文学专集《鹂吹集》，而且编选了女性作品总集《伊人思》。王端淑不忍一代闺秀之佳作淹没荒草，呕心沥血编纂了《名媛诗纬》。清代，女性作品文集大量涌现，代表性的总集有收录了上千名女性诗歌的规模宏大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国朝闺秀正始集续集》，反映了女性作者拥有着与文士同样的生命价值意识——不甘于文学才华被埋没，期盼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能流传于后世并得到世人的欣赏与认可，从而以别样的方式留名青史。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载有明代女诗人项云贞的事迹，她一生热爱诗歌，临死前唯一所求是“惟云、露小诗，得附名闺秀后足矣”[27]753，这种死而不朽的诗史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体现。她们在儒家文化的传统体制内充分利用既有的资源，获得了切磋文艺、结交知己、交流思想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当她们闺中雅集，拈管唱答、诗兴飞扬之际，她们也在精神上从封闭局促的闺房中脱离出来，在充满诗墨芬芳的氛围中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诗话的才女生活空间”[28]54。
才子佳人小说套路化的创作模式曾受到曹雪芹的指摘，他在《红楼梦》中借人物之口提出了批评意见，这从反面折射了当时官宦人家对女性文学教育与文学活动的重视。实际上，才子佳人小说中光彩动人的才女形象的背后是明清时期知识女性丰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活动，《平山冷燕》中“漫道文章男子事，而今已属女青莲”[7]200的现象反映了明清女性对文学的热爱与追求。“蕉园七子”中的钱塘才女毛安芳曾言：“诗乃我神明，即我子矣。”[29]103明清时期的才女以一种近乎信仰式的热忱参与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不是仅仅为了消磨闺阁时光，而是带有女性的创作主体意识去审视生活和思考人生。美国学者高彦颐指出，“在明末清初江南的每个城市，每一代人中，都有写作、出版和相互探讨作品的妇女”[1]33。可以说，才子佳人小说中的才女们与现实社会中的知识女性相得益彰，表现了明清时期女子对生活的梦想和对文学的热爱。她们都以真情实感对待人生，以满腔才情立于世间，为女性文学的繁荣乃至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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